我逐行往下读。
说明里写父亲带着旅行包,罗素英穿长雨衣,两人没有停留。最后一段说,孩子认得他们,所述属实。
底下先是母亲的签名。
旁边另起了一小行,写着:上述经过本人看见。
再下面,是我的名字。
“许”字歪向左边,“知”的口写得太大。“微”字最后几笔没地方放,拖出了横线。
我认识这三个字。我小学作业本上的名字就是这样,写到最后一个字,前面总是不够宽。
可是罗素英的脸在哪里?
我闭上眼,只看见父亲的旅行包。深色,侧面有一道浅边。另一个人在他旁边,衣服长,后背被一片亮光照着。再往前,我就分不清了。
我没有听见他们说话。
甚至不确定,这些画面里有多少是后来反复听来的。
我先去找小学的作业本。
客厅柜子底层有一个铁皮盒,装着毕业照、奖状和几本母亲挑出来留的本子。最上面那本的封皮已经脱落,扉页写着我的班级。
我把两个名字放到一起,笔画的别扭几乎相同。没有哪处能让我松口气,说这是别人模仿的。
作业本里夹着一张家长签字条。老师说我上课走神,请家长督促。母亲在下面签过名,空白处用铅笔写了一句“已经教育”。
我不记得那次走神,却记得练签名。
母亲教我,姓写窄一点,后面两个字才放得下。我嫌“微”难写,她在纸上拆开给我看,写错就换一行。那些时候她很耐心,不发脾气,手指按在我要落笔的位置,等着我把名字写完。
正因为如此,我更难想象自己会拒绝她递过来的任何一支笔。
我将作业本合上,手指在铁皮盒边缘擦了一下,蹭出一道浅灰。
电话通讯录里,姨妈排在最前面。我差点先打给她,问当年究竟怎么回事。她总能很快给一个解释,有时我还没说完,她就知道我在怕什么。
但这一回,我想先把自己剩下的那一点记忆写下来。
我找一张白纸,只写三行:父亲;包;另外一个人。
写到第四行,停住了。
衣服很长,脸没看见。我想不起是谁先说那是罗素英,也想不起自己有没有重复过那个名字。
我把白纸摆在旧说明旁边。一张只有几行,另一张却连时间都精确到分钟。
随后我给陆照野打电话,只说找到一份旧说明,问他能不能过来。他问是否方便先拍给他,我将正反面都拍了。
照片发出去后,没有回复。
二十分钟后,他在门外敲门。
我已经把纸放进一个新的透明文件套,没有封口。桌上还有母亲为我留的工资回单,我伸手想收,最后没动。
陆照野站着看完那张纸,问:“在哪里找到的?”
“母亲卧室,右边柜子抽屉。棕色袋子里。我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