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别的版本吗?”
“目前没有。”
他点点头,没有马上拿手机。过了一会儿,才问我能不能复制一份。我说可以。
他拍完,镜头离开纸面,手指还停在屏幕上。
“你当年看清她了吗?”
我说:“我妈应该不会随便写。”
他抬眼看我。
这一次,没有厨房的水声,没有别人催我吃饭,我也不能假装没听清问题。
“我问的是你。”他说。
我伸手摸了一下文件套边缘。塑料很滑,纸被我的手指带得挪了几毫米。
“我记得两个人。父亲的包。另一个穿得很长。”
“脸呢?”
我摇头。
“声音?”
“不记得。”
他没有追问颜色、身高、走路姿势,没有把他知道的罗素英塞进我的回忆里。我反而觉得更难开口了。
“我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你母亲。”
陆照野把手机收起来。
“这张纸,我父亲可能见过类似的说法。但他留的材料没有这一张。我需要核对。”
我问这是不是能证明,当年有人认错了。
“能证明这里写了什么。”他说,“你当时实际看见什么,要分开。”
我想反驳,他对一张二十二年前的纸太苛刻。话到嘴边,又想起自己昨晚留给制片人的备注。
不是同一个问题,不能直接拼成同一个回答。
窗外的雨小了,有人收起撑在门洞边的伞。水珠接连落下,敲得铁桶叮叮响。
我把文件套重新摆正,给它拍了一张全景。随后在空白纸上写下发现时间、位置、谁在场,写到最后,发现落款又该是我的名字。
二十二年后,我终于会给那三个字留足够的位置。
写完,我对陆照野说:“我们把这份材料的情况也说一下。查灯的时候,一起问清楚该交给谁。”
他答应了。
我低头看着旧纸。母亲替我写得很完整,时间、地点、姓名,连“本人看见”都安排妥当。
那张纸上,我唯一能确定是自己写的,只有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