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朱元璋从南向北统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成由南向北的统一时,面对的是一个制度基因完全不同的北方。
这种差异,不是一朝一夕能弥合的。
为了弥合南北差异,朱元璋重点打压南方,最富的地区应该承担最重的税负。
可到了晚明,真实情况恰恰相反。北方承担了与其经济水平不相称的沉重负担,而富庶的东南反而税负较轻,可谓是税负倒挂。
明朝的九边防御体系全部在北方,边镇军费的筹措大量依赖北方各省的加派和力役。
北方的赋税不仅是粮银,还包括直接为边镇提供劳役、物资等隐形负担。
南方的税粮折银比例极低,
东南供京的金花银每石折银仅二钱五分,而山西运往宣府、大同的粮食折银每石高达一两,还要加上脚价银。
同样的粮食,南方人交的银子只有北方人的四分之一。
南方士绅凭借优免特权和地方影响力,能够大量隐匿田产、转嫁赋税。而北方士绅势力较弱,自耕农比例高,税负难以转移。
结果就是南方人在繁荣的商品经济中积累了巨额财富,却只承担了相对较轻的赋税。
北方人在贫困线上挣扎,却被军事财政体系反复抽血。
东南之财赋不能充分为国所用,朝廷财政危机与北方过度汲取形成了恶性循环。
其实这个事情,早在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案就初现端倪。
那一年会试录取的52名进士全部是南方人,北方举子群情激愤,怀疑南方考官偏袒同乡。
朱元璋派人复查后确认录取公正,但他没有选择维持公平,而是处死复查官员、发配原考官、亲自录取61名北方进士。
朱元璋深知,他从南向北统一中国,如果新朝廷的官僚体系再被南方人垄断,北方人永远不会对大明产生认同。
此后明朝实行南北分卷制度。
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晚明,说明南北之间的地域隔阂从未真正消除。
朝廷必须用行政手段强行干预,才能让北方人在官僚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而在实际的政治斗争中,南北地缘始终是派系分野的重要维度。
晚明的南北,俨然是两个大明。
对北方人来说,南方是富庶却狡猾的地方。
南方的轻赋、南方的科举优势、南方人在朝堂上的话语权,都让北方人感到不公。
当北方连年大旱、流寇横行时,南方却依然歌舞升平,这种对比加深了北方的怨气。
对南方人来说,北方是贫穷而粗鄙的地方。
南方的文人看不起北方的武夫,南方的精致生活与北方的困顿形成鲜明对比。
南方的士绅更关心自己的园林、书画和家族利益,对北方的危机缺乏共情。
朱慈烺现在所面对的,不只是一个即将倾覆的王朝,更是一个在制度基因、经济结构、政治生态、社会心理上都高度分裂的国家。
北方已经被榨干、被战火摧毁,而南方虽然富庶,却长期生活在一种与国家若即若离的状态中。
享受着轻赋的实惠,却不愿承担更多的责任。
朱慈烺淡淡道:“如此看来,江南的士绅,把田地兼并了、把赋税逃避了、把朝廷当看家护院的了。”
骆养性躬身听教,他知道太子这是要决定了。
朱慈烺语气变得森然道:“江南的士绅,凭什么能兼并田地、逃避赋税、跟朝廷叫板?”
没等骆养性有所回答,朱慈烺接着道:“因为他们有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