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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作为恐惧迷宫的世界（第2页）

手指的疼痛看似微不足道，其实标志着商人之子的角色变化。他先前抵御身体痛苦的策略不再有效，他不得不面对身体的易受伤。日耳曼学学者罗勒克（HeinzR?lleke）强调商人之子的这首次身体痛苦经历，指出这一受伤与他之后的痛苦死亡之间的关联：“商人之子之前生活得完全健康而且没有痛苦，他的身体在此痛苦地遭遇让他惊异的现实，这是如此意味深长，以至于成为对他惨死——这紧接着发生在噩梦般的氛围里——的母题前奏。”[19]

商人之子试图用钱币安抚女孩，可她置之不理，走出温室并锁上门，把他关在里面。这样，他俩先前所处的位置发生调换。他虽拥有女孩之前位于温室里的观察位置，却没有与之相应的优越心态。他害怕的倒是女孩可能从外面盯着他看。这一恐惧画面将他物化为“玻璃房”里的展品，他继续感觉自己被驱赶并处于劣势。他置身于植物中却丧失了观赏兴致，植物看上去像是“眼窝被封住的阴险面具。”（E57）他所熟悉和崇拜的美丽花草变得陌生怪诞：“花朵母题也被妖魔化，参与建立敌对的世界。[…]从玄秘梦幻和臆想的‘安宁拥有’元素中发展出妖魔化、具有摧毁作用的特性。”[20]商人之子逃离温室，仿佛“逃出恐惧国度”（E58），途中不惜践踏花草，离开温室后却更感恐惧：“可他突然发现自己走在数层楼深、两边筑墙的壕沟上；他怕极了，脚后跟和膝盖都直发虚，头晕目眩，他感到死亡的临近。”（E58）恐惧感在此转化为身体感知，是心理和身体的紧密关联、交相作用，这逆转了唯美者之前对自己身体的纯表象感知，将身体还原为三维空间体：“商人之子之前在镜中看见的两维美丽身体具有‘内部空间’——商人之子的恐惧感这时潜入这一内部空间。”[21]

商人之子先前在唯美崇拜中度过的封闭生活隐含着多方面的威胁性因素，它的寂静因此显得压抑。他对美的享受间或被四位仆人所引发的不安和恐惧感中断。两位年纪大些的仆人让他想到死亡，小女孩抗拒他的欣赏目光，年轻女仆的美唤起他的身体欲望。因此，仆人的角色是双重性质的：一方面，他们的职责在于为主人服务，维护他的唯美生存；另一方面，他们作为人的存在使之不可能完全融入主人的唯美世界。他们既是这一存在的和谐建构因素，又是异质毁坏因素。从小说初稿的标题“商人之子与其四位仆人”（DerKaufmannssohnundseinevierDiener）可以看出，主仆关系具有重要位置。在小说第二部分，商人之子先前所熟悉的人与事骤然变得陌生可怕，这尤其表现于他的仆人和花卉这两个建构唯美生活世界的基本元素。支撑唯美生活状态的元素可以发展出反作用力，给商人之子带来恐惧，并摧毁这一生存方式。这符合恐惧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方式：“就处于恐惧中的生存而言，处在世上成为不断更新的不舒服状态。[…]作家若希望以文学手法表现恐惧，面临的任务是先让主人公沉浸于他所熟悉的世界，然后展示他如何从这熟悉中跌落。”[22]日耳曼学学者塔洛特（RolfTarot）概述得对：“‘童话’所展现的现实是商人之子内心世界的表达。作为恐惧迷宫的世界”[23]。

三

小说第一部分所描写的潜在冲突在第二部分爆发出来，商人之子的仆人一一作为间接的情节导火索出现。冲突的开端由一封匿名信引发，信件指控男仆在先前主人那儿犯过可怕罪行。这封语焉不详的信流露出明确情感——仇恨——：“写信人似乎很恨这个仆人，加了不少恫吓之辞；对商人之子本人也出言不恭，甚至暗含威慑[…]。”（E52）正如仆人的目光使得商人之子惊慌失措，这封匿名信让他感到又惧又怒：

他来回走着，怒气冲冲，把外套和皮带摔在地上，用脚踩着。他感到这就像侮辱和威胁了他最心爱的财产，逼迫他逃离自身，否认他所珍爱的一切。[…]他第一次理解父亲对自己所敛聚的财富的惴惴不安的依恋，这曾一再激怒孩童时的他。父亲全身心地爱着他那有拱顶的店里的财富，这些财富正是他所寻找和担忧的孩子，没有情感的漂亮孩子[…]。（E52f）

商人之子的发怒不是出于对仆人命运的担忧，而是因为害怕自己即将丧失一切。这暴露出他对仆人的绝对依赖以及唯美生存方式的脆弱根基，再次印证仆人对于商人之子所扮演的双重角色，即保护和威胁兼而有之。他们一方面筑起一道保护墙，使得他的唯美生活得以与外界相隔绝，“以四这个数字组成不可见的魔力四边形，以他为唯一的中心，他仿佛位于生命和世界的中央。”[24]另一方面，他的生命与仆人的息息相关，一旦失去其中一位，就会损害四边形的稳定局面，瓦解他作为方形中心的主人身份，导致唯美生存状态的崩溃。

匿名信的内容涉及男仆的过去，却同时开启商人之子的童年回忆，指向他的过去，即父爱的缺席。父亲虽是成功的商人和财富拥有者，却把无生命、无情感的商品视为孩子，将物珍爱如人。商人之子对父亲的迟来理解却也指明父子之间的精神关联：“‘占有’曾是父亲的魔咒，如今也是儿子的咒语”[25]。他把仆人视作财产，把人当作物。这将他重置于代际链条中，因为他不仅继承了父亲的财产，而且秉承了其占有者心态，执迷于所拥有的一切，极端害怕会失去这一切。只不过，父亲所贪恋的是物质财富，儿子所力图维持的占有不限于物件，还包括支持唯美生存方式的四位仆人。占有的想法阻碍人与人的接近，必然导致对他人的情感亏欠。一方面，父爱的缺乏使得商人之子童年时心灵受伤；另一方面，他对仆人缺乏关切的审美目光导致仆人的内心受伤。作为受伤的儿子和施加伤害的主人，这双重角色充分体现于小女仆这一形象。她代表着商人之子在童年时所积聚的愤怒，以身体自残的方式将之表达出来，她的愤怒同时针对商人之子，因为他对身边的人同样缺乏关心，一定程度上重复着和父亲一样的错误。因此，小女孩可被视为商人之子的童年自我。

匿名信触及商人之子的唯美生存基础，使他再次陷入生命危机。在小说开端，他所遇到的生命危机来自内心——对社交生活感到厌倦，这场危机促使他逃离生命，躲进唯美庇护所（乡间别墅）；在小说第二部分开始处，生命危机由神秘的外在因素引发，匿名信闯入他唯美存在的非现实状态，逼迫他（暂且）离开唯美象牙塔，重返城市。匿名信造成收信者虽然无法回信，却必须作出回应：“这封信的信息在于一位——在文字和纸上——在场者的恐吓，他之所以颇具恐吓性，只是因为他不在场。”[26]

商人之子进城，以便探明匿名信的情形，但他没有明确的行动计划，先造访男仆先前的主人波斯使者。使者不在，厨师和文书只能给出简短回答，商人之子放弃与他们的交谈。由于他在夏季关闭了城中居所，他开始寻找夜宿之处，在一条破旧街道的尽头步入一家首饰店，在店里为年老和年轻女仆各买一件饰品[27]，接着从首饰店里间步入花园，上文所述的温室场景就发生在此。这四步历程——波斯使者家、首饰店前屋、首饰店里间、第二个温室——均以一位仆人为间接动因，是“原因和作用的前后相继，是超自然的缘由、命中注定的偶然事件所组成的链条。”[28]商人之子先前在居所里感觉自己是世界的主人和中心，回到城市却恍若陷入迷宫，不知何去何从，最后落入死亡境地。主人公的外在命运其实是其唯美生存方式的必然结果，霍夫曼斯塔尔对王尔德入狱事件的评论切中肯綮：

那样去说，仿佛奥斯卡·王尔德的命运与奥斯卡·王尔德的本质是两回事，就像命运对他发起突袭——似乎是一条爱咬人的小狗袭击了一个毫无预感的乡村孩子，他正头顶着一筐鸡蛋走在路上——，这是没有意义的。[…]他不断感觉到生命的威胁向自己袭来。[…]他不停地挑衅生命。他攻击现实。而且他感觉到，生命如何弓身从黑暗中朝他猛扑过来。（RAⅡ117f）

命运对商人之子发起的突袭具体表现为军马的攻击，发生在兵营——他在城市游**的最后一站，当他刚把先前买的首饰扔到马的脚前，随即又打算将之拾起时：“他俯下身，马用蹄子狠命地从侧面向他腰间踢，他仰面摔在地上。他大声呻吟着，膝盖向上拉，不停地用脚后跟敲着地面。”（E61）他在与马打交道时的犹豫不决暴露出他生活能力的匮乏。就此而言，先前在首饰店里的一幕很说明问题。店主向他推荐漂亮的马鞍，他却拒绝了，因为“他作为商人之子从未和马打过交道，连骑马都不会，新的旧的马鞍都不喜欢。”（E55）商人之子由此拒绝了最后一个扭转死亡结局的可能性。

马的身体暴力骤然爆发，展示出原初的生命力，以此击倒身体上处于劣势的人，这一攻击行为无法用理性来解释。受伤者抬起膝盖，不断用脚跟敲击地面，这些身体动作不是在缓解或克服痛苦，更多是无助的孩童式反应。身体痛苦在此不是通过描述受伤部位来呈现，而是借助受伤者的表达。他的呻吟既是不由自主的痛苦流露，又是呼救的前语言形式，引来士兵们的救助，他被抬到营房**。当他从昏厥中苏醒过来时：“他睁开眼，感觉浑身疼痛难忍”（E62）。他醒后的第一身体感知是疼痛。尽管眼睛已睁开并可以看周围事物，疼痛却占据最重要位置。疼痛相对于视觉感知处于优先地位，这是对唯美者先前感知模式——观看的独占鳌头——的反拨。这样，唯美生存所奠定的感知等级秩序失效：商人之子之前沉醉于观看美（包括自己的身体之美），如今遭遇身体之痛。

视觉感知局限于眼睛，痛苦则可以侵袭所有身体区域，由任何身体器官或部位感知到。它还摧毁唯美者之前的表象式身体感知（揽镜自赏）。镜中所见是身体的漂亮外表，剔除其内在器官，排除身体受伤和疼痛的可能性，“希望通过把活生生的身体变成‘艺术身体’——超越一切肉体性之外的永恒艺术品——来结束其[…]身体性。”[29]一旦疼痛出现，关于无痛身体的幻象就不再站得住脚，唯美者随即被抛回到身体的物质性。漂亮身体曾为商人之子的自恋提供支撑，如今，他受伤的身体却阻碍甚至中断视觉享受，他的感知被剧烈的疼痛感占据。痛苦还将自我分裂为感知的自我与作痛的身体，身体成为异物。在作痛的身体不能动弹的情况下，商人之子努力通过观看来认知外部世界：“他吃力地转动疼痛着的眼窝里的眼珠，将目光转向墙壁，看见床边的一块木板上放着三块大面包，就是士兵们刚才扛过院子的那种。”（E62）由于眼窝遭到损伤，观看伴随着身体疼痛。不仅视觉感知本身离不开感知器官的疼痛，而且，感知对象使得习惯于观看美的眼睛感到“痛苦”。挂在床头的三块面包太过寻常，缺乏美感和新奇之处：商人之子之前经过兵营院子时，已看见士兵们“用这种麻袋驮着面包，仿佛里面承载着他们身体的忧伤。”（E60）面包在此不是被感知为日常食物，而是被诗意化为氛围的标志。院子场景里的面包没有数目和形状，藏匿于麻袋中，仿佛没有物质性，而在受伤者躺着的房间里，面包**裸地以复数形式凸现于眼前，这是“事物以残酷的方式被积聚到一起的物体性，人与死亡之间的距离越是缩小，这一物体性就越发具有攻击性。”[30]

身体痛苦对商人之子意味着死亡的信息，引发他的恐惧：

有一阵，他只顾得上想着疼痛和令人窒息的死亡恐惧感。与之相比，身体的疼痛反倒是缓解。[…]接着，他像孩子一样抽泣着，不是因为全身的疼痛，而是由于内心的痛苦，牙齿咯咯打战。（E62）

身体痛苦既是死亡的报警器，又给垂死者带来安慰。这看似矛盾，却可以解释为，痛苦毕竟是生命的迹象，可以证实身体的感知能力，这恰恰是活着的身体与尸体之间的重要区别。或言之，疼痛虽对身体发起攻击，指向其局限性，却毕竟属于建构身体意识的核心范畴。这样造成的逻辑结果是：死亡恐惧越是强烈，临死者就愈发需要尚且活着的证明——疼痛。如此一来，疼痛感知本身反倒丧失痛苦感。就此可以引用叔本华关于死亡与痛苦关系的论述：

我们对死亡所感到的畏惧绝对不是痛苦：这一部分因为痛苦显然位于死亡这边；一部分因为我们常常为躲避痛苦而逃向死亡，同样因为我们也有相反做法，有时承受最惨烈的痛苦只是为了暂且逃离死亡，尽管死亡来得又快又容易。我们将痛苦和死亡视作两种截然不同的恶劣现象：我们对死亡所感到的畏惧其实是个体的毁灭，死亡毫不遮掩地宣告为这一毁灭，由于个体是单一客观化的生命意志本身，他整个人抗拒死亡。[31]

由于所期望与所遭遇的状态悬殊，商人之子远远没有实现他所梦幻的死亡景象，而是被死亡现实席卷，他在哭泣中返回婴儿的无助状态。这说明，他所遭遇的痛苦超出他内心承受和融合苦难的可能性，他所处的困境击垮了他的自救潜能，摧毁了积极的心理反应机制。他拒绝反思自己的过错，把陷入厄运的责任推诿于仆人：

他攥紧拳头，诅咒着他的仆人，是他们把他推向了死亡[…]。他回视生活，十分苦楚地否认他曾珍爱的一切。他憎恨自己的早殇，这强烈的憎恨使他连自己的生活也一同仇恨，因为是生活把他带到了这步田地。（E62f）

商人之子通过语言暴力（诅咒）来实现象征意义上的报复。这一攻击行为以毁灭敌人为目的，伴随着仇恨——这一负面情感显然是他在绝望局面中的心理发泄。[32]仇恨对象包含他的整个生命，如此的全盘否定排除与生命和解的任何可能性。由此可见，商人之子仍不能摆脱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模式，不能理解和接受命运，而是在对仆人甚至生命的指控中陷入愤世的虚无主义，依照文化学者菲舍尔-霍姆贝格尔（EstherFisberger）的定义，这种面对痛苦的态度是非融合性的：“非融合性的体验[…]把损害视作无意义的变相形态。它将痛苦的事件孤立化为原本不该发生的非事件事故（Un-Fall）。”[33]与面对痛苦的非融合性态度相伴随的是由愤怒、恐惧和憎恨组成的情感混合体。

在小说第一部分，商人之子避免与他人（包括仆人）的交流；在第二部分，当他被迫与他人（包括动物）沟通时，无论是语言还是行动都进退失据，这导致沟通的努力归于徒劳。他虽专门前往波斯使者家，却不耐烦与其随从交谈；他虽走进第二间温室，却没有对小女孩说话；当他被关在温室里想呼救时，却害怕听到自己的声音；士兵们对他大声说话时，他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交流的匮乏致使他不仅渐渐丧失表达愿望的可能，而且越来越缺乏理解他人的能力。他在临死前想喊叫，“因为他始终还是独自呆着，却喊不出声。”（E63）无法呼救意味着失去最后一个被救的可能性。

作品首句介绍主人公年轻漂亮，末句描写他是丑陋死者。小说的开始与结尾形成鲜明对照，文首的青春美丽被文末的丑陋凶恶取代，审美享受转变为痛苦体验：“死亡最终让平凡的、**裸的身体来全权统治。”[35]这一结束画面构成小说第二部分所有丑陋描述的极致，最终完成对第一部分所有美丽幻象的摧毁。商人之子在封闭的唯美生活世界里只容许美丽事物的存在，在城市空间里却不得不到处看见丑陋景象。“丑陋”这一定语在小说第一部分缺席，在第二部分频繁出现。丑陋的不仅是动植物，还有人和自然风景：波斯使者家的厨师和文书很丑；街上窗边的鲜花丑陋并布满灰尘；士兵们驮着的麻袋仿佛丑陋的负累；兵营里的马大多脑袋很丑，后来攻击商人之子的那匹尤其丑陋。在具体描写这匹马的外貌时，“丑陋”一词两次出现，即商人之子由眼前的丑陋马脸回想起父亲店里的一名丑陋男子。丑的比比皆是与之前的满目皆美形成强烈反差，表明进入生活现实意味着打破唯美存在的幻象。

当商人之子在城市游**之际，他的唯美生存楼宇渐渐坍塌。此过程伴随着痛苦的递增趋势：在先前的唯美生存状态中，身体痛苦缺席，内心痛苦处于被隐藏或抑制状态；在这种生存方式逐步瓦解的过程中，痛苦步步增强并逐渐扩展开来，蔓延为遍及全身的身体痛苦和全方位的心理痛苦；在商人之子的死亡时刻，身心痛苦树起一道模糊的墙，他五内俱伤、心灰意冷地死去：“商人之子在丑陋和痛苦中死去。他的唯美世界观被丑陋和痛苦——他先前将之排除出世界图像——颠覆。[…]在‘童话’里，丑陋具有驳斥唯美主义的作用，这在霍夫曼斯塔尔作品中是第一部。”[36]痛苦在此是文学叙事的重要手法。主人公的身体受伤是导火索，引发身体剧痛和内心痛苦——后者的剧烈程度甚至超出前者。他在从生到死的门槛上经历巨大痛苦，与之相伴随的是唯美存在——包括对无痛苦状态的谋求——的彻底崩溃。痛苦成为看与被看、避世努力与生命威力之间的分野：

希图拥有一切的梦想在走向城市的每一步里已被限制，最后聚集于通过致命伤所带来的痛苦，生命最后时刻的孤独，死亡本身。痛苦是完全的当前，完全的现实，警示性质的预告之终点[…]。[37]

[2]RichardAlewyn：überHugovonHofmannsthal。G?ttingen，1960。S。145。

[3]引自霍夫曼斯塔尔1895年8月9日致父亲的信。In：HugovonHofmannsthal：Briefe1890-1901。Berlin，1935。S。169f。

[4]引自施尼茨勒1895年2月26日致霍夫曼斯塔尔的信。In：HugovonHofmannsthal—ArthurSitzler。Briefwechsel。Hg。v。HereseNiriitzler。FrankfurtMain，1983。S。63f。

[5]PeterSloterdijk：Weltfremdheit。FrankfurtMain，1993。S。296。

[6]译文除少数改动外均见拙译《第672夜童话》，载《外国文学》，1998年第2期，第28～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