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什么价?”
“46上下晃。”老黄说,“你进的价35,这一晃一盎司就是11美元的利。听我的,别急。”
陈君衡看着报价板。数字跳一下,他的心跟着跳一下。他比这屋里任何人都清楚这场疯狂的下场——大势清清楚楚:银价会崩,就在这两个月里,具体是哪一天,他说不准,记忆到这一层就糊了,像隔着一层毛玻璃。
糊了,就不能赌。赌方向可以,赌日子不行。
“出。”他说,“大头全出,留一小笔尾巴。”
老黄愣了:“全出?你想清楚,出了可就上不了车了。”
“想清楚了。”陈君衡说,“落袋为安。我这笔钱,是要拿去做买卖的,不是供在这块板子上的。”
单子一张张签下去。经纪行的电话响个不停,喊价声一浪高过一浪。他的仓分了几笔出,均价算下来46美元一盎司。等最后一笔成交回报打出来,老黄把结算单推到他面前,拿指头点着那行数字,半是惋惜半是佩服。
“本金3,000美元,整,一分不少回到你账上。盈利,”他顿了顿,“2,400美元。年轻人,我干这行二十年,头一回见着有人在这种行情里说走就走,连头都不回。”
“我回了。”陈君衡把结算单折好,收进内袋,“我就是回头看了一眼,才走的。”
留下的尾巴只有约300美元——最早买下的那一小袋银币,他没舍得卖,顺路送去梁伯店里,锁进柜台后头的铁盒。留着听个响,涨了是意外之喜,跌没了也不心疼。大头的钱,从今往后只进买卖,不进赌桌。
走出经纪行,天已经黑透了。下城的风刮在脸上,刀子一样。他站在街边,把内袋里的结算单按了按,像按着一块刚出炉的铁。
3,000美元本金,2,400美元盈利。
第一桶金,落袋了。
他没有觉得自己赢了全世界。他只是想起一月初那个把600美元一张张数出来、手心冒汗的自己。那个人没走远,就站在他身后,提醒他:这钱来得快,去得也快。银价这趟车,他下得早,不是因为他比谁聪明,是因为他知道车要翻——可翻在哪一天,他不知道。
不知道的事,就不能拿命去赌。这是他给自己定的第一条规矩。
回工场的路上,他拐进一家小馆子,吃了一碗面。吃完面,他掏出个小本子,就着馆子的灯,把今天的账记下来:白银出仓,本金回账3,000美元,盈利2,400美元,尾仓约300美元未动。目录支出待记。
写完,他把本子合上。窗外有人在放收音机,歌唱到一半,卡了一下,又接着唱。
第二天,布林克利比约定时间早到了二十分钟,手里捏着一张纸,进门就拍在工作台上。
“我的清单。”她说,“对吧。”
两张清单并排摊开。陈君衡那一张,是按产品排的:播放机、收录机、收音机、录像带,一类拍完再拍下一类,整齐得像仓库的货架。她那一张,是按人排的:早晨的姑娘、午后的主妇、晚上的男人、下夜班的司机——同一个产品,在不同的人手里拍,不同的光,不同的景。
“你的排法,拍起来省事。”她说,“省事的东西,卖不动。看目录的人不是仓库保管员,他翻页的时候,心里想的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的排法,每一页都有一个人替他先把日子过一遍。”
陈君衡把两张纸来回看了三遍。他得承认,她的对。他那张清单是账房脑子,她这张是卖货的脑子。
“用你的。”他说,“不过顺序我要动两处。录像带那组不能太靠前,带子的货还没到齐,拍得太好,单子来了发不出货,砸招牌。”
“行,动。”她拿笔把那一组往后挪,挪完抬头,“你看,这就叫合伙。你出货,我出脸,谁的道理对听谁的。”
那一天拍得比头一天还顺。老头摄影师彻底服了她的调度,嘴里还嘟囔,手底下一点不含糊。丹尼被使唤得团团转,一会儿举反光板,一会儿满街跑着借道具——借一把旧吉他,借一辆自行车,借人家阳台上的一盆花。
拍到傍晚,还剩最后一组:录像带。二十几盘带子在台面上码成一排,她站在台子后头,手按在带子上,像书店的老板娘。
这一组拍完,胶片就该送洗了。老头收起相机,临走撂下一句话:“丫头,你要是早生十年,没准就没他们什么事了。”也不知说的是谁。
接下来几天,工场变成了真正的工场。
选片是第一场硬仗。冲洗出来的样片铺了满满一桌子,有两百多张。按条款,封面和内页主图要过布林克利的眼。她的眼毒得很,手指点过去,一张张往外抽,抽出来的全是那种把她拍得光鲜、把货拍得廉价的。
“这张,我的腿比机器长,撤。”
“这张,我在笑,机器在哭,撤。”
“这张留着。”她抽出一张,是她戴着耳机闭眼听歌的那一张,光从高窗斜进来,落在她半边脸上,“这张做封面。看这张的人会想——她在听什么,我也想听听。”
陈君衡站在一边看着。他原先挑中的封面是另一张,她穿亮色毛衣,笑得灿烂,机器举在手里。两张摆在一起比,他那张是广告,她这张是日子。
“听你的。”他说。
“你不心疼?”她斜他一眼,“你那版封面,印出来肯定更抢眼。”
“抢眼的不一定掏钱。”陈君衡把她选的那张放进封面的样框里,“再说了,条款写了,选片你有发言权。写下来的话,我认。”
“这话我爱听。”她把剩下的样片归拢好,“合伙人,咱们这本目录,成了一半了。”
第二场硬仗是文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