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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醒在银浪上（第6页）

“差不多。”陈君衡笑了，“马跑得再快，也得有块地拴。”

“明天下午，”他说，“陪我去趟唐人街。”

“去干吗？又买银币？”

“去算一笔账。”

梁伯的店在唐人街一条窄街上，卖杂货，也替人捎带东西。

店面比陈家商行还小，货架挤得只容一个人侧身过。梁伯六十多了，背有点驼，常年戴一副老花镜，镜腿上缠着胶布。他跟陈家是老交情：陈柏年初到纽约那几年，账目上一时周转不开，都是梁伯给过的桥——过桥钱，短借，按天算息，唐人街的老规矩，靠的是一张脸和一本账。所以陈家的底细，梁伯知道大半；陈君衡小时候，没少在这家店的柜台边上写作业。

“梁伯。”

“君衡？”梁伯从老花镜上头看他，“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阿爸前两天还跟我念叨，说你这学期住校，周末也不回家。怎么，缺钱花了？缺钱花跟梁伯说，别学人借印子钱。”

“不缺钱。”陈君衡笑了笑，在柜台边的小凳子上坐下，“梁伯，我来跟您打听一笔账。香港那边的录像带，您熟不熟？”

“录像带？”梁伯把手里正在包的咸鱼干放下，“你问这个做什么。你一个大学生——”他忽然顿住，眯起眼睛，“哦。你阿爸那个人，前天来我这儿喝茶，说你如今不一样了，出的主意一套一套的。原来根子在这儿。说吧，想打听什么账。”

“香港的电影带子，”陈君衡说，“在香港本地出厂，一盘多少钱？要是整批运到纽约，进仓，落到手里，一盘是多少钱？”

梁伯没有马上答。他从柜台底下摸出一本卷了边的账本，又摸出一封信——信封上是香港的邮票，邮戳新着。陈君衡瞥见落款处三个字：麦永昌。那是父亲在香港的老关系，商行香港那一头的接应人。他没多看，把目光收回来。

“你麦叔前几天刚来的信。”梁伯拍了拍信封，没拆给他看，“香港那头的事，问他最清楚。不过大概的数，我心里有本账。”他拨了两下算盘，“带子在香港不值钱。厂子多，压价压得厉害，批出去，一盘折美元也就2、3美元。运呢——走海运，整柜走，分摊到一盘上头，有1美元多。关税、码头、仓储，再摊1美元。落到纽约仓里——”算盘珠子停住，“5美元上下，顶天了。”

“5美元。”陈君衡慢慢说。

“怎么，嫌贵？”

“梁伯，”陈君衡说，“布朗克斯的出租店，从批发商手里进一盘功夫带子，22、23美元。纽约的批发商，货也是从香港来的。”

梁伯的手停在算盘上。店里安静下来，只有门口的风铃被风吹得轻轻响了一声。

“5美元的货，卖22、23。”梁伯把老花镜摘下来，拿衣角擦了擦，重新戴上，看他的眼神变了，“差了四倍多。这中间的钱，让船公司挣一点，让批发商挣大头……君衡，你这笔账，算到这儿，是想算出个什么来？”

陈君衡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翻到空白的一页，拿起梁伯柜台上记账用的铅笔，在纸上一样一样写：

港带出厂，2到3美元。海运分摊，1美元多。关税仓储，1美元。到岸，5美元上下。

纽约出租店进货，22到23美元。

中间的差价，17、18美元一盘。

渠道：陈家商行香港线，现成的，走了二十年。人：麦永昌在港，梁伯在纽约过账，父亲的招牌在唐人街还值钱。

写到最后，他停了停，在纸的上头写了两个字。

东桥。

“东桥？”梁伯凑过来看，“什么意思？”

“东边的货，西边的店，中间得有一座桥。”陈君衡说，“桥不用新修，咱们脚底下这座，走了二十年了，就是没往这上头使过劲。”

梁伯盯着那张纸看了好一会儿，忽然伸出手指，在“17、18美元”那一行上点了点，点得很重。

“君衡，我把丑话说头里。这笔账，纸上算得出，地上未必走得通。带子的版权、清关的门道、出租店认不认你的货，样样都是坎。可有一条你算对了——”他把纸推回来，“这个差价在这儿摆着，早晚有人来吃。你不吃，别人吃。你阿爸那一辈，吃的是胆子的饭；你这一辈……”

他没说完，摇摇头，去给客人称咸鱼干去了，嘴里还嘟囔了一句：“后生可畏。就是步子别迈太大，桥是好桥，河水凉。”

他把那页纸小心地撕下来，折好，夹进笔记本最里头。

一张纸，一笔账，一个还没影的名字。这就是东桥贸易的全部家当——比那600美元的白银仓位还虚。可他心里清楚，白银那一口是尾巴，吃完就没了；这张纸上的东西，才是能长出根来的。

从梁伯店里出来，陈君衡绕道去了一趟学校附近的一家录像带店，做第二个核对。

做账的人有个规矩：一个数，只有一个出处，等于没有数。他得再找一家店，问出另一个进货价，两个数摆在一起，梁伯那笔账才算立得住。这家店开在百老汇边上，门脸比罗莎的体面，老板是个戴金丝眼镜的中年人，正在给一台录像机贴价签。陈君衡装作替朋友打听，先问租金，又问能不能买断几盘热门带子，话绕了两圈，才绕到进货上。

“买断？”老板笑了，“小伙子，热门带子我自家出租都不够。你要真想买，去批发商那儿排队吧。功夫片？上个月二十一，这个月？”他伸出两根手指，又加了一根，“没二十五，人家都不跟你多说。”

“涨得这么快？”

“货少，人多。”老板把价签贴正，“东方带子就那么几个批发商有路子，人家说多少是多少。我听说布朗克斯有个女老板，为这事跟批发商在电话里对骂了半个钟头。骂有什么用？下个月，还得跟人家订货。”

陈君衡道了谢，出门站在街边，把第二个数字记在心里：二十五。罗莎那儿是二十二三，这家是二十五，两家店，两个批发商，价钱都在往上走，差价的口子不是在缩小，是在张大。梁伯那5美元的到岸价，像一句没人听见的耳语，被20美元的价差盖得严严实实。

两个数，对上了。他把笔记本收好。这笔账，到这一刻，才算真正落了地：不是听说，不是猜想，是两家店、一个算盘、一封香港来信，三头对上的实数。

从梁伯店里出来之后绕的这一趟，让陈君衡在唐人街的街口站了好一会儿，把那笔带子的账又往细里推了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