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队的指挥官是一位名叫弗朗切斯科的热那亚贵族,他走向皇帝,单膝跪下,呈上一封信:“教皇陛下和热那亚共和国的问候。我们带来了七百名勇敢的战士,还有承诺的祝福。”
皇帝接过信,没有立即打开:“只有这些?没有更多的船只?没有舰队?”
弗朗切斯科站起来,表情尴尬:“教皇陛下在尽力组织更大的远征,但各国君主……有自己的考虑。威尼斯人在争论,阿拉贡人在观望,法兰西人在处理自己的事务。这些士兵是第一批,也是目前能派遣的全部。”
“全部。”皇帝重复这个词。
尼科弗鲁斯走上前。弗朗切斯科认出了他——他们在佛罗伦萨见过面——表情变得更加复杂:“拉斯卡里斯大人。您的辩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关于圣灵发出的双重性质……”
“不要。”尼科弗鲁斯打断他,“不要谈神学。告诉我实话。西方真的会派来更多援助吗?还是这七百人就是我们能得到的一切?”
弗朗切斯科避开他的目光,看向周围破败的港口建筑,看向远处被炮火硝烟笼罩的城墙,看向沉默而怀疑的人群。最终,他叹了口气,声音低到只有皇帝和尼科弗鲁斯能听见:
“大人,您是一位学者,一位智者,您知道答案。西方不会来了,各国忙于自己的战争和算计,教会忙于内部的腐败和争论,君士坦丁堡对他们是遥远的故事,拜占庭帝国是过去的幽灵,这七百人——其中一半还是我用自己的财产雇佣的——这就是结局,象征性的姿态,为了在历史上可以说‘我们尝试过’。”
尼科弗鲁斯闭上眼睛。
他早就知道,不是吗?
在内心深处,他早就知道。
但他的理性,他那该死的、无法关闭的理性,强迫他相信可能性,强迫他计算概率,强迫他在绝望中寻找希望。
而现在,希望亲自到来,穿着寒酸的外衣,带着七百个迷茫的士兵,告诉他:你错了。你所有的计算都错了。你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
皇帝抓住他的手臂,皇帝的声音异常平静,平静得可怕:
“尼科弗鲁斯,我们需要谈谈。现在。”
他们回到皇宫,进入皇帝的书房,房间里的书籍大部分已经装箱,准备在城破时销毁或隐藏,只有几卷地图和军事论文还摊在桌上。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佛罗伦萨联合是一个错误。”尼科弗鲁斯说,“意味着我们出卖信仰换来的是一把沙子。”
“不仅仅如此。”皇帝走近,“这意味着你——佛罗伦萨联合的象征,东西方和解的倡导者——已经从一个可能的救星,变成了一个确定的负担。城市内部的分裂,士兵士气的低落,民众的仇恨……所有这些代价,我们付出了,但我们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所以?”
“所以你必须离开。”皇帝说,“作为使者,前往奥斯曼军营,进行最后一次和谈。”
“和谈?在现在?在炮火已经开始轰击城墙的时候?穆罕默德二世不会和谈。他要的是征服,是,是圣索菲亚变成清真寺。”
“我知道。”皇帝点头,“我知道和谈会失败。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让你离开,你是这座城市内部矛盾的焦点,只要你在,士兵就会争吵,民众就会愤怒,狂热信徒就会散布预言,我需要你离开,让我有机会重新统一守军的意志,哪怕只是暂时的。”
尼科弗鲁斯明白了。皇帝要把他作为祭品献出,献给愤怒的民众。通过送走拉丁的走狗,皇帝试图安抚内部,集中力量进行最后的抵抗。
“如果我不去呢?”
皇帝的手按在剑柄上。
“那么我可能会被迫采取……更极端的手段。为了城市,尼科弗鲁斯,为了还有一线生机的城市。”
房间里安静下来。远处又传来炮击的轰鸣,这次更近,更响,书房墙上的灰泥簌簌落下,在桌上积了一层薄薄的灰尘。
尼科弗鲁斯看着皇帝,这位他侍奉的君主,这位他曾经相信能够带领帝国复兴的明君,这位现在正要求他牺牲最后一点尊严和生命来完成自己角色的人。他感到一种奇怪的超然的平静,就像一座桥在被洪水冲垮的前一刻,终于停止抵抗,接受了自己的命运。
“我会去。”他说,“但我有一个条件。”
“说。”
“如果我有机会和穆罕默德二世交谈,我会告诉他真相。关于这座城市,关于我们的分裂,关于西方抛弃了我们。只是作为……一个学者对另一个学者的陈述。”
皇帝的眼神柔和了一瞬,像是同情:“为什么?”
“因为我想知道。”尼科弗鲁斯说,“我想知道,在征服者的眼中,我们这场悲剧看起来是什么样子。我想知道,我的错误——如果它是错误的话——在天平上有多重。我想知道,理性在完全由力量和信仰统治的世界里,到底有什么价值。”
“我答应,准备吧,明天日出时出发,带上白旗和我的信,愿上帝……不,愿你的理性与你同在,尼科弗鲁斯。”
离开皇宫时,天已经黑了,尼科弗鲁斯没有直接回家——那已经不是家了,只是一个他和安娜共同居住的空壳——而是走到了圣索菲亚大教堂,夜晚的教堂几乎空无一人,只有几个老妇人在角落的圣像前祈祷,她们的影子在烛光中拉得很长。
他走到教堂中央,抬头望向穹顶。在昏暗的光线中,基督的面容几乎看不见,只有那双巨大的、悲悯的眼睛似乎还在凝视下方。尼科弗鲁斯想起佛罗伦萨联合弥撒那天的情景,想起拉丁神父手中的无酵饼,想起那些石头,想起马卡里奥斯的诅咒。
他跪下来,当然,这当然不是祈祷——他已经不知道可以向谁祈祷——而是思考。思考他的一生,他的选择,他的错误。“美德是一种中庸,在于两个极端之间的恰当位置。”但他的一生似乎证明,在某些历史时刻,没有中庸的位置。只有极端的选择:绝对的信仰或绝对的实用,纯洁的死亡或妥协的生存,桥的这边或那边。
而他在桥上站得太久了。
“您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