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他最终承认,这是他多年来的第一次彻底坦白,“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是否正确。我只知道我必须做点什么,就像落水的人必须挣扎,即使挣扎可能让他下沉得更快。”
安娜转过身,看着他。
在她的眼睛里,他终于看到了泪水,但它们没有流下,只是在眼眶中聚集。
“那么挣扎吧,尼科弗鲁斯。”她轻声说,“但请记住:当你挣扎时,你也在拉着所有人下沉——我,未出生的孩子,莱昂尼达斯,这座城市。”
她走向门口,在门槛处停顿,没有回头:
“晚餐结束了,我不知道是否还会有下一餐。”
她离开了,留下尼科弗鲁斯独自站在空荡的大厅里。墙上的圣乔治依然在屠龙,但那场景现在看来充满了讽刺。圣乔治知道他要杀的是什么,他的敌人是明确的、邪恶的龙。而尼科弗鲁斯的敌人是什么?是土耳其人?是拉丁人?是狂热信徒?是皇帝的实用主义?还是他自己那无法摆脱的、想要调和一切的理性?
他走到餐桌旁,看着剩下的食物。腌鱼的眼睛空洞地睁着,橄榄像缩小的骷髅头,面包像干燥的泥土。他意识到自己一生都在建造一座桥梁,但也许桥梁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也许在历史的某些时刻,需要的不是桥梁,而是选择一边,然后全心全意地战斗或死亡。
屋外,守夜的号角再次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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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3年4月,围城进入了最残酷的阶段。穆罕默德二世将他巨大的乌尔班火炮——一门需要六十头牛和两百人才能移动的怪物——拖到了城墙前,开始对圣罗马努斯门附近的城墙进行持续轰击。
尼科弗鲁斯站在皇宫的塔楼上,用皇帝的望远镜观察城墙的损伤。每一次炮击,都会在厚重的狄奥多西城墙上留下一个缺口,守军连夜用木栅和土袋修补,但第二天炮击又会开始,缺口变得更大。
他看见守军在城墙上奔跑,像蚁丘被捣毁时的蚂蚁;他看见奥斯曼的士兵在护城河对岸集结,像潮水在岸边聚集等待决堤的瞬间;他看见热那亚的雇佣兵指挥官乔瓦尼·朱斯蒂尼亚尼——皇帝用巨额报酬请来的援军——在城墙上指挥防御,红色的披风在硝烟中格外醒目。
但最令他心悸的不是这些,而是城墙上的裂缝。他多次看到士兵之间的争执,有时甚至到了推搡的地步。他看见东正教司祭在城墙上祈祷,但只有部分士兵加入,其他人——尤其是外国雇佣兵——冷漠地站在一旁。他看见补给队运送物资时,本地居民和意大利援军之间的紧张对视。
这座城市正在变成一只巨大的龟壳,而龟壳内部已经开始腐烂。
望远镜的镜片突然模糊了。尼科弗鲁斯放下它,是自己的眼泪。自己正在眼睁睁看着自己一生的事业——不仅是佛罗伦萨联合,而是整个拜占庭文明——像沙堡在潮水中瓦解的无助感。
“大人!”
一个信使气喘吁吁地跑上塔楼,手里拿着一卷羊皮纸。
“热那亚的船队!他们突破了封锁!进入了金角湾!”
西方的援助?终于来了?他抓过羊皮纸,快速浏览。是皇帝的信,简洁而急切:“热那亚船队三艘,载援军七百人,已入港。速来港口。”
七百人。
不是七千,不是七万,是七百。
尼科弗鲁斯重新举起望远镜,转向金角湾的方向。
确实,有三艘中等大小的帆船正在驶入港口,船上悬挂着热那亚的旗帜和教皇的旗帜。
船很小,小得可怜,在广阔的海湾中像三个漂浮的玩具。
七百人。
佛罗伦萨联合——出卖信仰、分裂城市、摧毁家庭——换来的,是七百人。
他放下望远镜,开始大笑。笑声越来越响亮,最终变成了近乎歇斯底里的嚎叫。
七百人。
一个数字。
一个残酷的、荒诞的、毫无意义的数字。
他想起自己在佛罗伦萨会议上的那些日日夜夜,那些精妙的神学论证,那些优雅的修辞,那些关于“基督身体的合一”的慷慨陈词。所有那些智慧、学识、善意,所有那些牺牲——安娜的疏远、莱昂尼达斯的仇恨、马卡里奥斯的诅咒、同胞的石头——所有这一切,换来了七百个雇佣兵。
笑声停止了。
一个人做了漫长的噩梦,终于在最恐怖的时刻醒来,发现现实比噩梦更可怕。
他走下塔楼,穿过空荡的宫殿长廊。大理石柱上的雕刻曾经描绘着帝国的辉煌历史:查士丁尼建造圣索菲亚,巴西尔二世征服保加利亚,科穆宁王朝的复兴。但现在这些雕刻在昏暗的光线中显得模糊不清,像记忆本身一样正在褪色。
港口挤满了人,沉默的、观望的人群。
三艘船已经靠岸,舷梯放下,士兵们开始下船。
尼科弗鲁斯挤到前面,看见这些援军:他们大多年轻,有些人脸上还带着稚气,装备参差不齐,有些人甚至没有完整的盔甲。他们的眼神是雇佣兵的冷漠和谨慎。
他们在打量这座城市,评估风险,计算报酬。
皇帝亲自在港口迎接,脸上努力维持着庄严和感激的表情,但尼科弗鲁斯看到了他眼中的失望——那种深深埋藏但无法完全隐藏的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