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页账,她最后是照着供货商发来的单子重抄的,抄完了也没再对。
她是大一那年认识沈既白的。
他比她高一届,读的是新闻,整天背着一台二手的胶片机到处晃。
她第一次见他,是在中文系楼顶的天台上。
那天她一个人上去看书,推开铁门,看见一个男生蹲在天台的水泥边沿上,半个身子探出去,举着相机对着楼下拍。
她吓得叫了一声,他回过头来,冲她笑,说别怕,我平衡感好。
后来那个天台就成了他们两个人的地方。
那时候的她不是现在这样的。
那时候她穿红裙子,一条正红色的连衣裙,裙摆很大,是她用第一笔奖学金买的,穿上去转一圈,裙摆能飞起来。
她会在雨后的草坪上脱了鞋光着脚跑,跑得满腿是泥,一边跑一边大声笑,笑得一片草坪上的人都回头看。
她会在半夜两点跟他爬上天台,两个人分一袋花生米、两罐汽水,聊到天边发白,聊什么都忘了,只记得那时候觉得天亮得太快。
她跟他吵架,嗓门比他大,吵完了又是她先去找他。他拍她,她冲镜头做鬼脸,抢过相机反过来拍他。她敢说:“我想要。”,也敢说:“你过来。”
那是她二十岁、二十一岁的时候。
她大三那年的夏至,他大四,快毕业了。
那天傍晚下了一场雨,他们在她住的那栋楼底下的梧桐树下躲雨,躲着躲着,他吻了她。
不是第一次吻,可那一次不一样,那一次两个人都知道再往下会发生什么。
她靠在梧桐树干上,树皮硌着后背,雨从叶子缝里漏下来,滴在她脸上,滴在他手背上。
关楼门前十分钟,看门阿姨的手电筒从楼门口扫过来,一道白光,照在他们身上。
两个人同时把手缩了回去。看门阿姨在那头喊:“几点了还不回来!”她红着脸要跑,他把那把撑开的伞塞进她手里,自己淋着雨走了。
那就是最后一次了。
一个月后他拿到了雾港的工作室邀约,走了。
走的那天下雨,她去送他,两个人在机场大巴的站台上站了半天,谁也没说留,谁也没说等。
她把那天晚上他借给她的那把伞还给了他,他接过去,撑开,又合上,什么也没说,上了车。
后来她把那条红裙子叠好,连同天台上那张照片和他写的几张字条,还有他留下的一卷胶卷,一起装进一个旧鞋盒里,用胶带封了一圈又一圈。
她妈是图书馆员,一辈子跟书和卡片打交道,说话很轻,做事很稳。她毕业回家那年,她妈看着她,说了一句话:“女孩子要稳当。”
她没顶嘴。她妈说得也没错。光脚在草坪上跑,半夜爬天台,穿红裙子转圈,这些事后来想起来她脸都发烫。太用力了,跟驹子一样。
后来她就稳当了。
她剪短了头发,换了衣柜里所有的衣服,米白,浅灰,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
她在一家出版社做了几年编辑。
二十六岁那年春天,她在一场读书会上遇见一个话很少的男人,他看起来很稳,稳得像一根梁。
九个月后,她嫁给了他。
婚后第二年,她辞了职,开了这家书店。
婚礼那天,她妈帮她整理头纱,手指在她鬓角停了一下,轻声说:“这回好了,你稳当了。”她妈很少笑,那天笑了,笑得眼角都是纹。
她看着镜子里穿婚纱的自己,也笑了,嘴角提到该提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