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夜里,他讲了很多事。
讲他太太生病那两年,他是怎么一个字一个字学着看懂那些人脸上的东西的。
讲她最后那三个月,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还撑着坐起来,替他在一份文件上签了字。她的手抖得握不住笔,签坏了两张,第三张才签成。
讲她走的那天下午,他在病房外的走廊上站了一整夜,一滴眼泪都没有掉。
讲她走的那个月,董事会那帮人是怎么样在他办公室里摔杯子的。他听着那只杯子碎在地上,一边听着,一边把桌上那个相框翻过去,扣着。
讲他一个人守灵那七天,每天晚上回去以后,是把书房所有的窗帘都拉上,才敢坐在地上哭的。
讲他太太带过来的那个继子,比他小十九岁,一边叫他爸,一边在背后联络股东。
这些话,他有一次说,我连家里的阿姨都不能讲。
他说这话的时候,不看他。
他看着窗外的雨。
他就坐在旁边,听着。
他听得很慢。他从不打断,从不安慰,也从不替他出主意。
他只是听他讲完。
那个时候,或许他们是有感情的。
他用他背后那些人脉,替他铺路。
他给他介绍了一个人。那个人一句话,把温家一笔到期的债务,展期了半年。
他又给他介绍了一个人。那个人手里握着评估公司,把温家一块地皮的评估价,抬上去一截。
他还替他打过一个电话,保住了温家手里最后一个还没被冻结的商标。
也不是没有代价。
那三个月里,他出席了十九场应酬。
有一场在半山的会所,一个姓宋的老板喝多了,在露台上拦住他。
那个人伸手,捏住他的下巴,把他的脸抬起来对着光看了看。
力道不重。可那是看货的力道。
温家现在呀,宋老板笑着说,一嘴酒气,就剩你这副皮囊能卖了。
身后有人吹了一声口哨。
温竹站在那里。
他没有躲,也没有还手。
他抬起手,把那只手从自己脸上拿开。拿开的动作很轻,像拂掉一片落叶。
宋总,他笑着说,您喝多了。我让司机送您下去。
他回到包厢,坐回陈先生身后半步的位置。
陈先生没有回头,只问了一句:怎么去了这么久。
外面风大。他说。
三天以后,宋家手上的一笔建材单子,被人截了。
谁截的,没有人说。
陈先生一个字都没提。
他也从来没有问过他下巴上那道红印的事。
温竹算过账。
最密集的那三个月,他间接拿到的资源,折算下来,超过三千万。
他记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