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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作家速写（第4页）

这一切都说明，人们的特殊尊重也说明，野间宏是日本当代的“大作家”。

同时，他又以《文学的探索》、《感觉·欲望·物》、《创作与批评》、《萨特论》等理论著作，成为还活着的“文学理论权威”。

他要请我们在山上饭店吃饭。饭店门口的大牌子上赫然写出他的大名，表示他今天要光顾饭店，是饭店的无上光荣。

他的名字在社会上竟然也这么响亮！

老先生到我们下榻的后乐宾馆来接我们赴宴。他——就是野间宏？

穿一身在日本不多见的极朴素的灰黑色衣服，类似中国的夹克衫。初看上去，他苍老迟钝，灰白的长发披散，说话时嘴的动作很大，吐字却含混不清。腿脚沉重，走路缓慢，好像一步步在地上蹭。双手也有些颤抖。其实他只有七十三岁。二十岁应征入伍，曾到过菲律宾前线，后因参加左翼运动饱经忧患。

山上饭店好像为了迎接野间宏已经谢绝了其他顾客，非常清静。他一露面，服务员们露出恭候多时的微笑和谦恭，一直把我们领到早就准备好的房间。

老先生喜欢闭上眼睛，让眼皮抖动那么几秒钟，再睁开来，目光锐利，凝然直视你。面对面坐了一会儿，经过简短的交谈，我感到野间宏的眼睛很年轻，思维敏捷，谈吐自是不凡。

“这家山上饭店被称为作家的监狱，周围都是出版社。作家们被逼无奈就躲到这里来写稿还账，这里的房间安全隐秘。”

他笑起来很好看，像个孩子。在我的眼里他一下子变得年轻了。

他赞扬中国当代文学很有实力。说：

“作家是自己作品的第一个读者，按照自己的心思猜度读者，是不会忘记读者的。即使是纯文学作家也如此。”

当拿起一次性的清洁筷时，他的思想转到保护人类生存环境、治理工业污染上。

“日本大量地浪费木材，但不砍伐自己的森林，而是买外国的木头。还不是一样！人类任意破坏大自然，到头来终将毁灭人类自身……”

他沉浸在自己严肃宏大的意识里，别人很难干扰他，即使一时被别人打断思路，别人的话一停，他仍要按照自己的思路说下去，直至描述清楚。有时还自说自话，忘了吃饭。他几乎没吃什么东西，这顿饭却吃了三个多小时。

一个慢节奏的可敬可爱的日本老人！

水上勉和日本作家群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下午，日中文学交流协会在堂皇的东京会馆举行大型酒会，为我们送行。一百多位日本文学界的知名人物，整整齐齐、有板有眼地站在大厅里。有些已经须发皓然，仍不失日本绅士风度和尊严。

主持酒会的是水上勉先生——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常务理事。他首先登上大厅正面的讲台，站到话筒前开始讲演，或者叫致欢送辞。

“先生们，以蒋子龙先生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对日本的访问就要结束了。他们到日本来的时候我恰恰在中国。今天我们聚在一起，既是欢迎他们，又是为他们送行……”

他蓄着黑色长发，唯独前面有一束提前成为银白色，非常突出，像水上勉的旗帜，显得潇洒、深沉、睿智。

秘书长陈喜儒向我介绍过水上勉传奇般的前半生。他父亲是福井县一个偏僻小山村的穷木匠。他九岁就被送进京都相国寺当了和尚，要每天念经，走访施主，打扫寺院，擦洗走廊，还要上学，为老和尚背孩子（日本和尚可以结婚），洗尿布。每天早晨五点钟就得爬起来，老和尚怕他起不来把绳子拴在他手腕上。他忍无可忍就逃出了寺院，在社会上流浪。卖木屐，卖膏药，当服装模特，办出版社，当新闻记者，先后干过三十多种职业，却依然一贫如洗。直到四十岁发表《雾与影》，一举成名，才摆脱了困境。

“中国同行走了许多地方，看了许多东西，他们很辛苦。不知他们对日本印象如何？对日本的青年有什么感觉？”

我忽然有了灵感，等会儿轮上我致答辞的时候有话可说了。有人提出问题，我说话就有情绪，但我仍忍不住要盯着水上勉，想一字不落地听清他的话，因此也就不能在心里准备自己的讲稿。

他讲话很精彩，不愧是日本的大作家。况且还多才多艺，画画、演戏，自编自导。他曾带剧团来中国演出《文娜，从树上下来吧》。他根据自己的小说改编的电影《饥饿海峡》也给我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他的著作当然也在一百部以上。据说京都的相国寺因他的《雁寺》一书而出了名，香火兴盛，走廊里还挂起他的大照片。他节衣缩食苦干十五年，积攒了一亿二千万日元（约合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的稿费，捐赠给家乡盖起一座能藏书两万多册的文库。

——关于水上勉的佳话不少。

这时候做一个观察者，做一个遐想者是很惬意的。但掌声把我送上了孤零零的讲台。我突然想出了第一句客气话，有了这第一句就好办了，下面的话会牵出来。

“感谢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和水上勉先生提供了这样一个美好的机会，让我们和在场的这么多日本同行和朋友们相识。

“任何访问都是短暂的，但记忆是深刻的，友谊是久远的，思考是深长的。中国和日本在经济上贫富悬殊，差异很大，但文学艺术所面对的问题却有许多惊人的共同之处——商品的冲击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忧虑，精神被物质挤压，精神透视力正在受到考验，等等。精神或者变得更孤独，或者像商品一样流通，逐渐失去精神的真正价值……

“作家是人类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不论持有哪个国家的护照，感觉是相通的，心灵也最容易沟通。作家的良知是世界的感应神经。在文学面前我们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这半个月对我来说，是日本文化的轰炸。轰炸之后不是焦土是收获。我很想回答水上勉先生提出的那些很有意思的问题，但不能让朋友们在这里站上几个小时，只能将来用笔回答。不是一两篇文章，也许要写一本书，乃至五本书。因为我们一行是五个作家。”

我的收获不在讲演，而是走下讲台后集中认识了一批日本的作家、出版家和热衷于中日文化交流的友好人士。

作家收获的始终是艺术的感觉。

1989年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