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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海日记（第10页）

9月29日

“附庸风雅”辩

“附庸风雅”是个贬义词，按中国人的解释就是——有钱人为了装点门面，故作斯文，谈诗论古，购书买画，以示炫耀。美国的阔佬儿不少，附庸风雅者甚多。有人不太阔，有时也打肿脸充胖子，附庸风雅一番。有的是一个单位，集体附庸风雅。我想为这股风说点公道话。

比如，洛杉矶的亨丁顿公园、凯蒂博物馆，也许就是附庸风雅的产物。但确实保存了一部分文化遗产，这有什么不好？爱荷华医院设“艺术调节员”，楼上楼下挂着不少他们自己认为是艺术品的东西，也许这些艺术品在真正内行的艺术家眼里并没有什么艺术价值，也值不了几个钱，但这些东西确实调剂了医院职工和病人的精神生活。这难道不是一件有益的事？

昨天晚上，在爱荷华音乐中心看芝加哥交响乐团的演出，指挥是意大利人，是含蓄的、内向型的指挥，最后演奏了《贝多芬第六交响曲》，聂华苓说这是全美最好的乐团。我却觉得不及小泽征尔指挥的波士顿交响乐团。小泽征尔的指挥风度是外向的，奔放有力的，也许他对每一首曲子的主题稍稍做了一些夸张，但这样更便于听众感受和理解，更容易煽起听众的热情。小泽征尔善于先声夺人，一下子就抓住听众，在很高的起点上掀起更高的热潮。而芝加哥乐团的指挥却似乎是用自己的低潮一点点铺垫自己的**，用自己的平庸衬托逐渐显露出来的才华，先叫观众失望，最后再叫观众觉得还不错。然而这和附庸风雅有什么关系呢？我在今天的日记里想要说的还不是对芝加哥乐团的印象，给我感受最深的是台下的观众。看一场交响乐团演出的票价，几乎等于看一场电影的十倍（我们的座位在后边，一张票还要二十五美元）。在美国看电影从来用不着提前买票，或者站在门口等退票，随到随看，有时电影院里只有几个人。而看交响乐需提前预订座位，剧场里没有虚席，有人甚至开着汽车跑四五个小时来看这场演出。演出原定晚上八点钟开始，在八点钟之前观众全部坐好了，走道里无人走动，没有晚来的人在黑暗中寻找座位，或者让其他的人都站起来容他挤进去等等。大厅里一片安静，静静地等待着台上的大幕拉开。十分钟过去了，二十分钟过去了，半个小时过去了，大幕还没有拉开。美国人是讲实际、讲效率的，一般地讲时间观念都很强，性格比较直率，是敢怒敢笑敢说敢骂的，这样没头没脑、不明不白地空坐了半个小时，没有人大声喊叫，没有人吹口哨、鼓掌和起哄，大厅里仍然没有人走动。就这样默默地又等了十五分钟，到八点四十五分的时候，大幕掀开一条缝，钻出来一个人，他解释说乐团的汽车走到半路上车胎放气，故而迟到了。这实在不算个理由，即使如此也应该早报告一声，不能让大家傻等。尽管这样，观众席上只有人发出一阵轻轻的笑声，没有人叫嚷，没有人抗议。差五分九点钟的时候演出才算开始，而且前面演奏的几个小曲子也实在稀松平常。但是观众表现得很有教养，很懂礼貌，每一支曲子演奏结束后都报以热情的掌声，至少要让指挥和首席小提琴手谢幕两次。我感动了，到美国这么多天以来，第一次发现了美国的社会生活中毋庸置疑的好的一面。

今天参观的迪尔公司，可以说附庸风雅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它的总部大楼其建筑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样式古怪，结构奇特，全部用经过防锈处理的钢和玻璃建成。从外表看黑糊糊，呈“H”形，并不漂亮。到里面去却别有洞天，富丽堂皇，光线明朗，地板上铺着黑色大理石，幽幽发亮，踏上去如同在镜子面上行走一般。办公大楼的中间，人工地造出了一片“小自然”，有假山假石，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各种开放得正灿烂的奇花异卉。主人告诉我，这儿的鲜花一年四季永远开放，春天有春天的花，冬天有冬天的花，春夏秋冬花色不同。“小自然”里并不栽培花卉，当鲜花要凋谢的时候就把它起走，从别处把含苞欲放的鲜花再移植过来。站在这里有一种置身山野的感觉，四周阳光灿烂。其实这里同大楼的其他房间是一样的，全部密封，春夏秋冬保持恒温，只不过头顶上多了一个人造小太阳。这一切也许造得太漂亮了，反而使人感到有些美得过分，不自然，不舒适，人工雕琢的痕迹太重。礼堂和餐厅更是豪华到近似奢侈的地步，而且一切都要讲究别出心裁，与众不同。餐厅里的饭桌上不像其他饭店一样摆鲜花，而是在花瓶里插一束黄色的干花，干净优雅，别有一番情趣。餐厅的房顶是平平的，没有一件东西，像一片蓝色的天空。每张饭桌的中央有一个用不锈钢做成的类似火锅一样的东西，实际里面是个小探照灯，把灯光打到屋顶再反射下来，白天使人好像站在阳光里，晚上则显得灯火辉煌，光怪陆离。

楼里楼外，装饰着许多现代派、抽象派的绘画和雕塑。迪尔公司接待来访者、参观者，或者请人来谈买卖，先让人家参观它的总部大楼和楼内外陈设的各种艺术品。向人们赠送公司产品的说明书，还要随赠两册印刷十分精美的画册，上面印着迪尔公司收藏的各种艺术品的彩色照片。这些艺术品替迪尔公司装潢门面，成了他们炫耀自己的一种很“艺术的手段”，证明该公司文明先进，殷实可靠。更重要的是让它的职员热爱自己的公司，喜欢自己工作的环境，为公司感到自豪，进而把身家性命和公司的命运连在一起。职员们走进办公大楼，如同跨进一个令人心情愉快的艺术博物馆，对他们的气质、心情和工作效率都会有好的影响。这样的附庸风雅有何不可！

像迪尔公司的这种附庸风雅，同近几年来西方富豪们争购艺术珍品的狂热是不一样的。据报载，去年五月，纽约拍卖市场抬出了一幅毕加索自画像，这幅画像作于一九〇一年，当时毕加索还是个生活寒碜的无名之辈，画也很简单粗糙。想不到这幅画像，竟以三千万法郎的高价拍板成交，打破了二十世纪来油画交易的最高纪录。这些阔佬儿们收购名家作品或者宝贵文物，并不是出于对艺术的酷爱，而是囤积居奇，想以后换取更多的金钱，做艺术品的投机生意。他们和附庸风雅是两回事。迪尔公司的大楼里虽然琳琅满目，但真正价值连城的艺术珍品却一件也没有。如果有的话也不敢摆在楼道里，要锁在保险柜里，安设防盗和报警的设备。那样的艺术珍品实际已不属于大众了。属于大众的只要这三四流，甚至更低的货色就行了。像迪尔这样一个机械公司，把工作环境布置得充满艺术趣味，让工作和生活艺术化，实际就是“文明生产”嘛，就是行为科学的一种具体应用。

但是，像这样附庸风雅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公司必须经营得好，多多少少总得拿出一点钱来才能购置艺术品。另外，公司（其他单位也一样）的负责人还必须有一点“艺术细胞”，他得走这种脑子，有这根肠子，哪怕是一知半解也行。就怕不知不解，根本就没有“艺术”这根神经，以“老子是大老粗”自居，更谈不上对“风雅”要“附庸”一下了。那才真是“没治”了！

迪尔公司的发家史富有传奇色彩。

距今一百五十年前，美国佛蒙特州有个聪明的铁匠，叫约翰·迪尔，他感到在东部不能施展自己的才能，便携带家小来到美国腹地正待开垦的伊利诺斯大草原。他支起铁匠炉，成功地锻造出第一把钢犁，为正在艰难地开垦草原的农民们帮了大忙，铁匠的名字很快在草原上传开了。迪尔不断根据农民们的需要改进农业工具，发明新的农具，越干他的事业越大。他打破了美国十九世纪中叶在生产组织上先接到订货单，然后再投入生产的惯例。迪尔掌握了市场的需求，在收到订货单之前就开始生产这种产品。到一九一一年，迪尔家族合并了六家生产农业设备的公司，诞生了现代的迪尔公司，成为能生产全套农业设备的制造厂商。一九一八年，又取得了（也可以叫吞并、击败竞争对手进行收买接管）沃特卢汽油发动机公司的所有权。从此，拖拉机又成了迪尔公司的基本产品。现在，迪尔公司成了世界上专门生产农业设备的最大的公司之一，同时，还生产建筑和伐木工业机械。它向一百多个国家出售产品，总是以世界市场为对象，制定发展、制造及推销产品的各项政策。因为它在加拿大、联邦德国、法国、阿根廷、意大利、西班牙等十几个国家里设有工厂和经销部，所以迪尔公司对它的资源是进行全球性管理的。

当前，美国的经济萧条也没有放过对迪尔公司的冲击。今天，公司的负责人只和我们匆匆打了个照面，便去和工人代表谈判，如果谈不成，明天全公司的工人就要罢工。结果是谈成了，因为国际间、公司间的激烈竞争把工人和公司给摽在一起了。倘公司垮台，工人就什么也得不到了，因此谈判变成劳资双方相互商量，怎样让公司维持下去，结果是双方都做点让步，工会居然把以前已经得到的权利又让出了一部分。这个公司蓝领工人的平均工资是每年两万到两万四千美元。

他们有一种胳膊断了往袄袖里吞的劲头，表面上仍然支着个大架子，不了解内情的人，是看不出他们正处在一种困难的关头。公司分管接待的负责人，领着我们到处参观，详细讲解每一项产品的内容，专为我们放映介绍他们公司的历史和产品的电影，电影早已配上汉语解说词。他们真会做买卖，也真会宣传自己。明明知道我们是作家代表团，看那劲头也恨不得让我们能买它两台联合收割机。下午派专门的游艇载着我们游密西西比河，游览美国这条著名的老人河，并欣赏了两岸的风光及夜景，在船上吃晚饭，饮酒唱歌。美国之音和《美洲华侨日报》的两位记者现场采访，其实这也是一种附庸风雅。因为我多次游过长江，觉得密西西比河跟长江比差远了，不论是比河流的气势，还是比两岸的景色，长江都远胜过密西西比河。密西西比河是被马克·吐温写出名的。

9月30日

出尽洋相的作家们

今天下午两点半钟，由国际写作计划主办，聂华苓主持，在爱荷华大学里召开了一个“中国作家座谈会”。在这个会上的主讲人本应该是五位参加这一期国际写作计划的中国作家：陈白尘，刘宾雁，还有台湾省的老诗人杨逵，现代派诗人管管和他的妻子袁琼琼。偏巧我们也在爱荷华访问，便一块被拉到了会场。虽然是列席代表，也被安排坐到前面。前面是“讲话席”，坐到这样的席位上就得讲话，即便是客套话也得说几句。我不知道我的同事们怎么想，我心里觉得好笑，我们有什么好讲的呢？

聂华苓宣布开会，自然免不了要有一段开场白。大意是：非常荣幸，今天有十一朵中国花在爱荷华开放。这十一朵花就是来自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十一位作家。他们都是优秀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无论在内容、题材或者表达形式上，都各具特色。二十世纪是受难作家的世纪，在座的绝大多数作家，多多少少吃过不少苦头，叫人感到痛心与不平。经历这场苦难，所得到的代价是——锻炼中成就了一代优秀的作家。

最后她要求在座的每一位作家都必须讲话，题目是介绍自己在文学上的成就。但每个人的讲话不得超过五分钟，一到五分钟她就摇铃。由参加写作计划的作家先讲，顺序是杨逵、陈白尘、刘宾雁、管管、袁琼琼，然后才是应邀访美的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讲话。从团长冯牧往下轮……

杨逵一口台湾土语，他讲话时要有两道翻译，先由一个能听懂他的话的人把台湾土语翻译成别人能听懂的半拉咯叽的普通话，再由英文翻译把这半拉咯叽的普通话译成英文。老先生已经七十二岁，身材瘦小枯弱，精气神还好，别人穿着单衣，他是毛衣毛裤，早晚还要穿上中式小棉袄，头上戴着一顶毛线织成的“一把抓”小帽。这次他参加为期四个月的“国际写作计划”，是由儿媳妇陪伴来的。儿媳妇也有五十岁左右，一副老实厚道的样子。不论任何场合，她寸步不离老公公，服侍很周到，令人感动。特别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基本上是各人顾各人的社会，从这一对公公和儿媳身上体现出来的中国式的传统家庭道德和伦理关系尤为突出。

更为可贵的是杨逵身上似乎还保留着中国农民般的正直和朴实，他一见到我们就十分亲近，言谈举止都很随和，跟着我们一块参观访问，在爱荷华期间他几乎成了我们团的一个成员。没有隔阂，没有猜忌，没有顾虑，不计较身份，对冯牧像我们这些正式团员一样表现出十分的尊敬。他找我们要书，也把他的书送给我们。当冯牧说要从他的著作里选出一些作品，在北京出一本他的作品选时，杨逵十分感动，他表示如果这本作品选能出版，他不要稿费，希望把稿费全部买成书，赠送给大陆读者。

当我听完他的发言，就愈发觉得他可爱，并且应该受到尊敬。他从童年讲起，目睹了日本鬼子对中国人的屠杀，心里便埋下仇恨的种子，以后选择了写作的道路。可是这条路也叫他吃够了苦头，在台湾的监狱里被关了十四年，前年才被放出来。这是位历尽坎坷的作家，他本身就是一部台湾省活的历史。在聂华苓摇铃两次之后，杨逵不得不匆忙地结束了自己的讲话。

刘宾雁讲得干脆而又精彩，他说：“我写的东西，不知该叫什么，小说？报道？我的职业是记者。我有二十多年不能写作，没有想到能重写。到目前我还不明白，为什么一九七九年我会再写东西。因为我心里曾以为中国的文学已经没有希望了。我写的东西是着重把一个事件揭开，比报纸上的新闻详细，我致力于写出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我在作品中告诉读者，我们正常的社会生活受到了破坏。读者会理解到问题不在出了一个贪污案件，而是社会生活中有许多地方需要改造。我知道，这样写会触犯一些人，他们会不高兴，会告我的状。所以，我一面写，一面为自己做律师。幸好，我们有好的法律，保护了我，使我还可以继续写，还可以继续触犯一些人……”

没等摇铃他的讲话就结束了。

下一个是管管，这下可热闹了。这位先生穿一件灰色大褂，像个说相声的，其做派和表情又像个变戏法的。他站起来离开座位，从大褂口袋里摸出一张纸，这是他写的歌颂爱荷华的诗。为了表示现代诗人的怪诞，用火把这张纸的四边烧得像狼撕狗咬般地不整齐。他高举着这张纸，用京剧里道白的声调开始高声朗诵这首诗。而且上一句用花脸的腔调，下一句就用老生的腔调。连说带表演，装腔又拿势。偏偏此公的嗓子又不作脸，嘶哑而干燥，他只顾自得其乐，不管别人的耳朵和神经吃不吃得消。有人哄笑，有人感到作呕，有人开始退场。好不容易盼他朗诵完那首不算短的颂诗，早已经超过五分钟了。他开始介绍自己，他在台湾还参加过电影的演出和拍摄工作，而且带来了由他参加演出的电影拷贝，如果有人想欣赏，他可以出借。讲着讲着，他觉得还没过足戏瘾，又站起来表演了一段京剧《李逵下山》里的那一大段念白。哎呀，我真受不了啦，替中国的京剧艺术抱不平。他可以糟蹋自己，何必要糟蹋京剧呢？已不知道聂华苓是第几次摇铃了，管管双手一抱拳：“请华苓大姐高抬贵手，再给我几分钟。”

他既然如此健谈，我只好暂时告退。因为我笑也笑不出，坐又坐不住，不如到外面喝点水，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等我坐回原位的时候，管管的表演已经结束了，他的太太袁琼琼正在发言。看上去她只有三十多岁，也许要比她的丈夫年轻二十岁。这位女士似乎很为自己的丈夫得意，她称他“有点怪异。但正是在他的影响下于五年前我开始写小说，我是为丈夫而写作。写了两年后就连续得了三年《联合报》的小说奖，有人说我是习惯性得奖者。我的名字叫琼琼，在中国词典里这个琼就是宝贝、美玉，所以我有福气……”

前两天我在聂华苓家里看过《联合报》，这是台湾省台北市的一家报纸，它设有文艺副刊。这个副刊为了吸引读者联络作者，对它们约来的稿件经常举办评奖活动。我也有幸读了今年袁琼琼获得《联合报》小说乙类奖的作品《妈妈》。小说借一个小男孩儿的口吻，叙述他因为长得漂亮，又烫了头发，常被同学们嘲笑，骂他“不男不女”。再加上功课不好，挨了老师的打。而他的母亲却十分溺爱他，常常“乱七八糟地”把他“按到**亲”。他的妈妈很年轻，穿着牛仔裤，有一头漂亮的长发，像个电影明星。始终没有在小说中出场的“爸爸”，老是揪“妈妈”的长头发。因此“妈妈”的生活无聊而寂寞，常常白天睡大觉。在跟儿子的亲热上也不大正常，有一次甚至逼他走阳台的栏杆儿。这就是《妈妈》的全部内容。

袁琼琼最后呼吁要大家对她的作品感兴趣，也希望外国朋友多接触她的作品。

然后轮到我们发言。

张洁开宗明义：“中国的女作家都明确地知道自己的责任，她们不是为钱，更不是为丈夫写作。我很迟才认识自己，我曾经想过做驯马师、探险家、钢琴家。对于刘宾雁说不知为什么又开始写作这一点，我认为我可以回答。发生了大事件之后，就会有作品产生，‘文革’后于是就有了许多好的年轻作家。我的第一篇小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获得了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次年的一篇小说又获了奖，一个电视剧本也获了奖。我之所以写作，是因为生活感动了我。而越写下去，就越感到责任的重大。作家不但要表达真理，也要回顾历史，使人们能在经验和苦难之后继续前进。作品要关心人类的命运，使人们在苦难中看到光明……”

在张洁讲过之后，聂华苓说：“今天在座的男作家都不及两位女作家得到的文学奖多。”

最后一个轮到发言的是我，我给自己规定不许超过三分钟。全文如下——

“我也很想像前面的作家那样做一番自我介绍，可惜我对文学还没有做出足以能在大庭广众面前进行介绍的贡献。我认为，作家应该揭示出‘人’的秘密，我虽然出版了几本小说集，都未能达到这个目的。大家也见到了，今天坐在台上的每个作家本人就是一个谜。因此，我只能送给朋友们一个问号，而不是句号。真对不起。”

10月1日

没有月亮的中秋节

今天是我们的国庆节，又是传统的中秋节。来美近半个月第一次放了大家半天假，上午没有安排活动。十几天来，每天只能睡五六个小时，而且没有午睡，好不容易有半天休息，要着实捞一下本，恢复一下精神和体力。我睡到十点多钟，起来后洗了个温水澡，顿觉血液流畅，精神大爽。似乎又存足了再够拼半个月的精力。

大家喝着酒，有说有笑，欢快而又热闹。后来有人唱起了家乡的歌曲，于是你一个我一个，从“洪湖水”到“一条大河”，从“花儿与少年”到“十五的月亮”，乡音响彻大厅，人人脸上喜气洋洋。这一刻我们都忘记了自己是身处异邦，仿佛并没有离开祖国，还和亲人们在一起。

国庆招待会结束以后，我去看大学生游行。今天是爱荷华大学一年一度的校庆日，老校友和学生的家长都到学校里来参加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全校的化装大游行是在晚上六点钟开始。

这也可以叫做“艺术游行”。年轻的大学生们几乎都化了妆，帽子和衣服更是千奇百怪，人人都随心所欲，谁能想出什么花样就可以尽情表演。一般地讲，姑娘们喜欢显示自己优美的身材、青春的魅力，多数都穿像游泳衣那样短小而又紧贴在身上的衣服。但颜色是多种多样的，有的还缀满金光闪闪的珍珠片，有些很漂亮的白人姑娘故意把脸涂成黑色或棕色。最神气的要算是“校花”或者有突出成就的姑娘，她们按照自己的喜好，有的盛装艳抹，有的薄施粉黛。但都光彩照人，喜气洋洋，矜持地向两旁的人群招手微笑，甚至送出一个个飞吻，抛撒出一把把糖果。她们是不走路的，坐在敞篷汽车上，有的由男士陪伴，有的则高傲地一人独坐。小伙子们喜欢装扮成将军、骑士、爵爷、流浪汉等等。虽然是游行，但他们不是只管走路，走路不是主要的，表演才是主要的。大概是以每个学院或者系为一个单位，每个单位的游行队伍都尽量搞出自己的特色，从装束打扮到游行的节目都不同于其他单位。这种游行很有点像中国的跑落子、踩高跷，只是更简单一些，不需有太多的真功夫，靠简单的几个动作和变换队形，再加上奇异的服装和打扮，使人眼花缭乱，收到哗众取宠的效果就行。四周看游行的人只要一再鼓掌，发出一阵阵欢呼，游行队伍便停下来，又吹又打，表演一番。因此，游行的速度很慢。我看过几个方队之后，便感到他们虽然很想标新立异，其实还是大同小异。走在每个单位的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是神采不凡的指挥，手持金光闪亮的指挥棒，女指挥多，男指挥少。紧跟着指挥的是乐队，以洋鼓洋号等吹打乐为主；后面是校花或杰出的人物；再后面是表演者方队，或徒手，或手持花环和其他器械；然后是化了妆跟着走的人群和各式各样的杂耍。只有这最后面的队伍是变化无穷的，因为这种游行是最自由散漫的，谁想怎么干都可以。别人可以随时插进来，走一段路也可以再退出去。最后这一块队伍实际是个收容队，是一种大家取乐出洋相的形式，有的开着小汽车跟在队伍后面；有的像个醉鬼一样一边走一边往嘴里倒啤酒；有的全家人在一起有说有笑，手里还牵着狗，像散步一样招摇过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