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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海日记（第5页）

且不说米勒的文学主张，他被判刑一事以及白宫请他去做客，他拒绝这种荣誉，现在都成为他的骄傲，成为他作为一个剧作家的人格的有力佐证，这一点叫我感到有趣。

更为有趣的是，美国作家团的内部观点发生了分歧，我们则不必吭声了，在旁边看乐儿吧。美国这些老兄并没有统一的组织，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就代表美国、代表某一团体或某一组织，他们只代表自己。没有任何义务要维护主席的尊严、同伴的脸面等等。有人几十年也没有开过这么长的会，这次能坐住屁股开三天会，可谓是破天荒的不简单了！谁也管不了谁，谁也不能约束谁，大家都是有教养、懂礼貌的，相聚一堂，完全靠思想、智慧、感情和个性相互配合，不存在外界压力。会议结束，大家四散而去，谁也不承担任何责任。我想着他们这种“沙龙”式的作家关系，不禁暗自笑了。

我当然有自己的看法。汪纳古特使会场的气氛轻松了，这气氛对我有利，因为我喜欢斗智式的说笑，而不会一本正经地进行严肃的讲话。

“对于作家来讲最困难的事情就是谈论自己，给自己的劳动下定义。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给文学戴上各种不同颜色的帽子。我对文学的理解就是：不断地探索人生的奥秘，开拓人们的心灵世界。这种探索和开拓必须在形式和内容上不停地突破和革新。

“文学就是整个的活生生的人，是整个的世界，不要把文学看得太单调！最不懂文学的常常是作家，也就是所谓制造文学的人。文学的社会功能是什么？当你非常疲乏的时候，让你洗个热水澡，轻松一下，这是文学；当你困得睁不开眼的时候，给你冲一个冷水浴，使你清醒一下，这也是文学；热得大汗淋漓的时候，送一杯冰镇啤酒，是文学；冷得发抖的时候吹一阵热风，也是文学；击一猛掌是文学，亲切吻抱也是文学；可以严肃，可以娱乐，可以哭泣，可以咒骂，什么都可以，这都是文学。

“作家对自己的理解往往和群众对作家的要求不一致。作家不是圣人，作家是当不了圣人的。作家是‘人精’。人对世界上的事情知道得太多，就会变得老奸巨猾。作家就是知道事情太多的那一类人。然而，如果作家都是傻瓜，大家对世界上的事情都一无所知，那也是人类的灾难。”

我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发言结束后，左边的赫西向我伸出手，说我讲得很好。他这样郑重其事地握手祝贺，倒使我不好意思了。其实我的心里很清楚，我没有说什么严肃庄重的话，王顾左右而言他，充其量不过是凑趣。

吃过午饭，会议继续进行。

格雷发言：“我们处在一个不安全的社会。在受困扰的社会里，作家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当政治家创造出一种有远景的政治生活，文学才会繁荣。”

汪纳古特辛辣地说：“美国的作家是非常受宠的，政治家不害怕作家，不管文学。在中国也是这样吗？”

金斯伯格用他特有的直率说得更痛快了：“中国有没有同性恋？你们有没有创作自由？毛泽东犯了什么样的错误？……”

他一口气提出了十几个问题，但和文学关系不大，多是政治性问题。看来挺尖锐，使礼堂的气氛一下子紧张了。实际上，这些问题提得十分幼稚，毫不尖锐，很容易回答。我几乎是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没有笑出声。

人类的灾难之一，就是人为地制造许多隔阂，比如地界、语言、国家、政治、时俗等等，使各种民族之间不能相互了解。任何一个口号，不管其内容多么精彩和深刻，要想超出本民族的界限都是很困难的。口号不能出口。正像许多美国人不是对中国的现实，而是对中国的一些口号感兴趣并进而产生误解一样。作家的心灵如果不是完全自由的，他又怎么能够进行创作呢？可是，文学如同船，是不能离开水去追求自由的。世界上又哪来的绝对自由呢？美国号称“自由世界”，一到晚上却不许我们自由上街，因为不安全。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凶杀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是歹徒的自由世界，善良的百姓就不会自由。这是多么普通的事实，多么简单的道理。作家不应该叫群众害怕，使政治家害怕难道是坏事吗？美国的政治家不管文学，不怕作家，这难道是美国同行的光彩吗？“受宠”到不被答理的地步，实在是一种悲哀！美国作家表现出来的高涨的政治热情，对中国政治的关心远远胜过对中国文学的关心，这一点使我感到惊奇！

我当然知道他是不会私下找金斯伯格谈话的。因为金斯伯格并不受他领导，他对诗人没有任何约束力。在以后的一天多时间里，金斯伯格的发言腔调没有丝毫的改变，证实了我对卡曾斯的猜测。

卡曾斯听到同伴给中国作家出“难题”，为什么会感到紧张呢？据说前几年召开过美苏作家会议，会上吵得一塌糊涂。他可不愿意把中美作家会议也开成那个样子。何况中美两个国家的关系是这样的微妙、这样的敏感，他是个有政治背景的人物，不会让这次作家会议背离美国的总的政治利益。

冯牧叫我回答关于创作自由的问题，我把上面谈到的意思讲了。

卡曾斯为了扭转会议气氛向友好的方面发展，赤膊上阵了：“核武器威胁着全人类的安全，我们的作家，我们的文学，如何为禁止核武器贡献自己的力量，拯救人类。能否请中国朋友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这老先生似乎方寸已乱。他当然是一片好心好意，中国对禁止核武器的态度是坚定而鲜明的，世人共知。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决不会使两国作家发生争吵，而只会产生友好的共鸣，加浓团结友好的作料。可是他忘记这是什么场合、什么会议了，一群作家，讨论文学问题，又能就禁止核武器问题达成什么谅解呢？

他的问题应该请汪纳古特先生回答，汪纳古特嘲笑文学的作用是南瓜掉在地上发出砰的一声响声，而他的主席却主张用文学去禁止核武器。请问，汪纳古特的南瓜掉下去以后没有落在地上，而是砸在了卡曾斯先生深恶痛绝的核武器上面，是南瓜把核武器弄湿，使它不能引信爆炸，还是核武器把汪纳古特先生的南瓜碰个粉碎？

我终于忍不住举手发言了，为了不使卡曾斯先生感到太不好意思，我把上面那段话的意思说得更婉转、更柔和。最后说：“我建议关于禁止核武器的问题，还是留待联合国的专门委员会去讨论吧。我倒觉得作家的当务之急是如何拯救文学，文学面临着听觉文艺、视觉文艺以及凶杀、色情等通俗文艺的严重挑战，特别是商业性威胁着文学性，尤其是在美国商业把文学打得节节败退，不知美国朋友对此作何感想？”

我的话音刚落，卡曾斯就接着说：“蒋子龙先生说得很对，我们这是作家会议，不是联合国的禁止核武器会谈，这个问题不再讨论，让联合国的专门会议去讨论吧。”

可是散会后我却受到了中国人的批评，有我的同胞，也有美籍华人学者，说我太硬了，太厉害了，叫美方的主席下不了台了，等等。他们有的直接跟我提，有的到团长跟前“捅棒槌”。金斯伯格对中国作家提出了那么多虽然不一定出自恶意，却不无嘲弄意味的问题，他们似乎没有什么反感，我的回答稍微锋利一些，他们先受不了了！有些并无多少真本事、在美国混碗饭吃的人，他们为了要迎合美国人，无论说出怎样的话，我都可以理解。使我深深感到悲哀的是我的某些同胞！看来应付美国人倒不困难，困难的倒是怎样能取得自己人的谅解和配合。

写到这儿感情激动，手中的笔跑题了。现在言归正传。我不能说喜欢金斯伯格，但也不讨厌他。晚上我们一起去赴一位剧作家举办的宴会。在旅馆的门口他看见了我，急急忙忙从兜子里掏出两本他的诗集，右脚蹬在花坛上，垫着膝盖签上他的大名，送给我。其中有一本就是他的成名作《狂笑及其他诗篇》。金斯伯格的手里仍然提着他那把风琴，不论到哪里参观或吃饭，他必带此物，有请就唱，有时不请也唱，甚至在汽车里也一路唱个不停。今天晚宴的主人是个五十多岁的单身汉，自己住一幢楼，楼内陈设相当豪华。他外表诚恳善良，也是个同性恋者，借来和他相恋的男朋友的妻子做今天的女主人。两个朋友一个妻子，这是最现代化的“三角恋爱”。然而三个人却相处得极其友好，殷勤好客，亲如一家。只可惜晚饭吃得时间太长，结束时已近半夜，没有唱歌的时间了。今天晚上却是我们对搞文艺晚会最有恃无恐的一天，因为吃饭的时候我看见电影演员陈冲也来了，有这位姑娘在场，中国人还怕出节目吗？我们可以只管吃饭谈笑了。谁知却没有机会让陈冲在异国他乡又当着这么多中美作家，表现她的演员才能。吃过饭她高声叫喊着一个中国留学生的名字，乘车走了。我也陪着金斯伯格提着他的风琴，悻悻地坐进了汽车。在路上，我鼓动他放开了喉咙。

9月23日

作家们喝完了酒之后

为期三天的中美作家会议只剩下最后一天了。卡曾斯十分谨慎，冯牧有大家风度，作为出色的作家，两人都不缺乏应有的才气，他们小心翼翼地掌握着会议的方向盘，寻找共同的目标，向友好的彼岸行驶。会议平静地进行着，大家发言很踊跃，都不失儒士风度，没有热烈的争论，没有激动人心的场面。真正关于文学的问题讨论得并不是很多，更谈不上深刻，这可以叫做“外交场合的文学讨论会”吧！生活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作家们，要想聚在一起深刻地讨论纯文学的问题，显然是不大容易的。

米勒提出了“工具论”的问题。他主张不要把戏剧变成宣传的工具，应该变为莎士比亚的剧场。

格雷提出了“人性论”的问题。人类所具有的好的品质是动物中最高尚的禀赋；人类身上丑恶的东西也是动物性中最丑恶的。然而，人性——是各民族所共有的，但各有区别，内容和表达的形式也不尽一样。这位女士最后的两句话打动了我，她说：“写作是很痛苦的，有时要哭三四次。但作家不写的痛苦会更大，我们所以要写，是因为我们有良心。”

金斯伯格坚决反对李瑛在发言中提到的文学要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他说：“文学为人民服务，人民犯了错误怎么办？难道要文学为错误服务吗？事实也是人民经常犯错误。‘为人民服务’的理论没有把天和地连接在一块。”

……

遗憾的是这些问题都未能展开深入的讨论，时间不允许了。

中午在凯蒂博物馆的餐厅里用饭，我同梅缵月和一对年老的美国夫妇坐在一个餐桌上。几天来，这对形影不离的老夫妇引起了我的注意，开会的时候他们坐在台下旁听，吃饭的时候（任何一个宴席）都少不了他们。他们总是默默的，很少说话。他们是什么人呢？和这个会议有什么关系？

我们今天坐在同一张小饭桌上，要想不说话是不可能的了，那显着太缺礼貌。然而美国女人要比男人更热情，老太太首先打破沉默：“你的发言很精彩，想不到中国作家讲话这样幽默，有风趣，有自己的个性。”

她以前可能以为中国人都是干部腔，千人一面了。

在交谈中我才知道这位老先生叫瑞德，是联合国难民基金委员会的副主席，是这次会议的赞助单位，也就是出钱的。难怪大小宴会必须请他们到场呢。

在美国进行各种各样的募捐是很平常的事情，团体也好，私人也好，只要想出个名堂，写出详细的报告，就可以找资本家和有钱的单位捐款。资本家为什么愿意“出血”呢？他们捐了款就可以少上税或不上税，经济上并不吃亏，还落个好名声，何乐而不为！

饭后花两个小时参观了凯蒂博物馆，没有什么值得一记的地方。建筑格局造作而粗俗，收藏的东西真正有价值的也不多。博物馆的主人当过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每年他只是收基金的利息就有两千多万美元，可想而知他是什么样的富翁了。钱多得无处花，于是便建造了这样一个附庸风雅的产物——凯蒂博物馆。话说回来，有钱人搞这样的附庸风雅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当我们回到那个可爱的礼堂，离闭会的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了。出于礼节，冯牧和卡曾斯让三位列席代表每人都做了一个简短的发言。聂华苓讲了还不到五分钟，都是很得体又很合时宜的客气话，也符合自己的身份。这是个撒得开、收得拢、善应对，具有相当指挥能力的女士。从她能冷静地估计自己的写作前途，毅然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操办国际写作计划上，广交天下作家，就可以看出她的精明和干练。她的《桑青与桃红》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时，她做了很大的删节，当我对照原文知道她删去了哪些内容时，佩服她的气魄和果断。她了解美国读者，也了解中国读者。

会议闭幕以后，一直不大肯多讲话，讲究衣着举止、文人风度十足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v）却动了感情，他说这是他参加过许多作家会议中最成功的一次会议。他的观点和卡曾斯的主张是很接近的，这和索尔兹伯里的经历有关，他是个著名的新闻记者，在苏联工作了很长时间，出版过关于苏联的畅销书，是美国首屈一指的苏联观察家和《纽约时报》客座社论撰稿人，也曾当过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的主席。他的文学主张很明确：“笔比剑更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