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文小说网

过海日记（第4页）

你妈妈说你进了棺材！

懂中文的朋友哈哈一笑，总算圆了这个场。没想到在回来的路上，安妮·蒂乐德要我教她唱中国民歌。她的语言我不懂，我的语言她不懂，这可难住了我。好在这时候汽车里响起了轻轻的《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可能是谢恒（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的领事）、聂华苓、张洁、梅缵月几位女士在唱，总算给我解了围。

9月21日

卡曾斯和她的伙伴们

上午九点半钟，三十多年来第一次正式的中美作家会议就算开场了。会场设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礼堂里，十名中国作家（一名翻译和一名秘书包括在内，再加上先到美国的陈白尘和刘宾雁）和十名美国作家交叉在台上坐成一个半圆形，冯牧和美方主席诺曼·卡曾斯（Normdn　s）坐在这个半圆的中间，像水泊梁山排座次一样，各率领一队人马。舞台的右后角放着一张长条桌，坐着列席代表：聂华苓、罗伯特一李思——加大洛杉矶分校文学院长、林培瑞——加大洛杉矶分校教授；舞台的左后角也放着一张长条桌，坐着列席代表：李欧梵、陈若曦。舞台下面的座位是旁听席，来旁听的人不是很多。一开始我曾为这一点感到奇怪，中美作家会议筹备了近两年的时间，曾几起几落，引起了中外很多人的关注，为什么来听会的人反而不踊跃呢？几天后在一次酒会上《美洲华侨日报》记者李惠英当众揭开了这个秘密。她是托朋友走后门才得以到会旁听，据她讲这次会议的组织者几乎没有发旁听证。许多报纸的记者和关心这次会议的人，都不得其门而入。卡曾斯为什么要对外封锁消息呢？是想独占新闻，还是另有其他想法？这些都是后话，还是回到中美作家会议的会场上来。

卡曾斯主持第一天的会议，总的议题是“文学的社会功能和作家对人类所能起的贡献”。他要求每个作家先用最简短的语言介绍一下自己的历史和文学生涯，以及对这次会议的希望。“简练是天才的姐妹”，话要精，还要有内容，有个性，精彩引人。舞台变成了擂台，这是当面考验每个作家的才气，而且关于每一个人的基本情况谁都知道一些，说套话、重复大家都知道的材料有什么意思？又要介绍自己，又不能有丝毫的自我吹嘘。在这样的场合又不适于故作谦虚，把自己贬得一钱不值。怎样讲得分寸得体，幽默含蓄，机智风趣，这真得动用作家善于表达的全部艺术技巧和智慧。

我的位子不在最前，也不在最后，一时半会儿轮不上我，正好可以从容地观察这些堪称是中国和美国的一流作家们的口才。如果能抓住他们性格中某一点真实而突出的地方，也不枉在这儿陪坐一场。然而，有近半数的发言令人失望，不是空洞无味、泛泛官话，就是没有惊人之处，缺乏才智。连卡曾斯其人都令我费解，他的发言平淡无奇。可以说他认真地介绍了自己，也可以说他什么都没讲。他是绕圈子的能手，有绅士风度，从容不迫，温文尔雅，语不惊人，却并不软弱。七十岁高龄，动作敏捷，眼睛里常含一种善于知人的笑意，不缺乏灵活性和幽默感。

我们到达洛杉矶的当天晚上，卡曾斯和夫人陪同我们吃晚饭。他的夫人和我坐在一桌，是个极普通的老太太，性情温和，喜欢交谈，显得善良。坐在另一桌的卡曾斯却不时倾听我们的谈话，用目光照顾着自己的太太，我便感到这位先生的精明了。我们的团长冯牧是尽人皆知的文艺批评家。而美方的这位团长身上有多少文学色彩呢？他一方面曾担任过三十五年《星期六评论》杂志的主编，一直是普利策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的主席，被作家和记者协会命名为一九八〇年度优秀作家；另一方面，他又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的兼任教授、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特别顾问小组的成员、美国国家科学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还是美国的世界联邦制拥护者协会的主席，作为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及约翰逊总统的私人使者在国外执行过外交使命。出版过十五本著作，其中多是医学和生物行为科学方面的书，获得过联合国和平奖、美国和平奖等多种奖励。他有这样复杂的背景，其人还能简单得了吗？！

女作家格雷，五十岁上下的年纪，身材又高又瘦，满脸皱纹，不停地吸烟。安妮也吸烟，另外八个美国男作家倒不吸烟。美国女人吸烟比男人多而凶。

“……我曾召集鲸鱼开音乐会，为鲸鱼作曲，给它们朗诵诗歌。听到乐声，加利福尼亚州的灰鲸鱼果然都游来了。”斯奈德妙语惊人。

“我爱男人不爱女人，诗人的语言不应该分为公开的话和私下的话。我有二十五年没打领带了，为了参加这次美中作家会议，我认真地打上了领带……”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就坐在我的右边，他的率直使我惊奇，令我感动。

在所有参加会议者中间，金斯伯格的相貌最容易辨认，最容易记住。他只有中等身材，略胖，但不臃肿。有个引人注目的大脑袋。虽然刚五十六岁，头顶已光秃秃，周围长着一圈儿灰白色的乱发，下巴上的胡子像一团杂草。眼睛大而明亮，像年轻人的眸子，常常用凝聚的目光看人，带有一点轻微的神经质。但我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他会是个同性恋者，更想不到他会在自己发言的第一句话就明白无误地介绍自己的这种“业余爱好”。我专注地望着他，一边听他发言，一边拿他的话和他那不平常的经历对号……

我太专心了，忘记金斯伯格讲完就该轮上我了，我临时想了几句，大意是：

“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文学的长途跋涉，文学的考察，文学的旅行。

“我出生在林冲发配的地方，是农民的儿子，以后却偏偏爱上了工厂。既然爱上工厂，喜欢搞技术，就应该去从事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鬼差神使却偏偏又走上了文学创作的路。每个人的简历可以介绍清楚，就像在飞机上填写入境卡片一样简单。但命运是无法说清的，尤其是命运和文学结合在一起就更加说不清楚，仿佛是由一连串的误会和偶然的事件组成的。

“我在中国作家代表团里是年纪最小、对文学的贡献也最小的一个，因此这次访问美国除参加会议之外，个人的心愿也最小：一、我曾接到过美国读者热情的来信，我想看看这些可爱的读者生活的地方。二、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美国的自由神雕像锈蚀严重，倘不进行大修很可能要倒掉，目前正筹集款项，据说不够顺利。我想趁它还未倒掉之前看一眼这个为世人所瞩目的自由神。

“感谢主人的盛情，为我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晚上，卡曾斯在家里宴请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客人们酒足饭饱之后免不了又来一阵文艺节目，文学院长李思领来了夫人、女儿、儿子，为大家开了一个短小的家庭音乐会，演唱了美国传统的民歌。然后金斯伯格打开了一个自己带来的红布包，里面是一个小风琴，比手风琴更小更简单，只有七个音键，像小孩玩具。他自拉自唱起来。

晚会散了以后，我试弹了金斯伯格的风琴。更重要的是我对这位诗人本身发生了兴趣。

9月22日

不掩藏自己的疯狂——金斯伯格

我走进会场，见金斯伯格早早地就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正埋头往两盘磁带上写字。我向他打过招呼，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来。金斯伯格把签有他名字的两盘磁带双手递给我，这上面录着他演唱的歌曲，送给我作纪念。我真诚地感谢了他，同时也觉得有点惊讶，这是正规的原版磁带，像他那样的演唱水平，居然能够灌唱片、卖磁带？

我无以为报，把带在身上的一部译成英文的中篇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赠给他，书——是“秀才礼”嘛！

昨天晚上回到旅馆我又仔细地看了一遍有关金斯伯格的材料，这个人在我眼里不再是不可思议的，他变得真实而具体，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了。他无疑是个地道的诗人，具有强烈的诗人气质，不枯燥，不做作，不干巴巴地打官腔，在他的嘴里似乎真的没有什么不可以公开讲出来的话。

“我的母亲是共产党员，她相信希特勒和罗斯福要毒死她，最后死在疯人院里。我的父亲是社会主义者，却不喜欢斯大林，我七岁的时候，家里成天争论不休……”

金斯伯格出生于俄国移民家庭，犹太人，他的家庭在当时的确与共产主义劳工运动有联系。一九四五年他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一年级还没有读完，他想引逗清洁女工，在自己宿舍窗户上画了**的画和写了一些猥亵的诗句，被学校开除。以后，他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油船上的厨师、电焊工、夜间搬运工和洗碟子工。同时，也不停地写诗，结交一些诗人朋友。有一年夏天，在纽约的贫民窟哈莱姆区的一所公寓房子里，金斯伯格经历了他自己称之为关键性的转变，他好像“听到了整个宇宙的末日，同时又看到这末日的不可避免的美丽”。他在诗里表达这种关于美国社会的喜剧式的末日来临的看法，他大胆地使用自传体的手法来描述他自己吸毒以及和吸毒者交往的情况。

一九四八年，金斯伯格最终以优秀的成绩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但是，一位朋友把他的住所当做储藏毒品的仓库，他一方面想为朋友“两肋插刀”，事发后又想逃避起诉，只好承认自己精神失常，在哥伦比亚精神分析研究院住了八个月。

“主观是唯一的事实，我们身体内外六个感官感觉到的东西才是诗。而细节只能是散文的内容。没有空洞的思想。眼睛是可以把所有事物改变的。写诗就像统治国家一样。不要把疯狂藏起来！诗——不是创造出来的客观事物。它是一种精神的变化过程，是一种启发，是人的完整的叙述，是自我语言……”

人们把金斯伯格第一次朗诵《狂笑》的那个晚上称为“垮掉的一代诞生时的阵痛”，他从此被誉为“垮掉的一代的父亲”。青年人把金斯伯格的公众形象和当时轰轰烈烈的自由化运动联系在一起。比如民权运动、同性恋、生活源于各种形式的冲动——吸毒、超然、东方宗教思想以及后来的反越战等等。金斯伯格有了大量的追随者，他们把他的讲话记录下来，录了音，到处播放，崇拜至极。无怪乎连斯奈德都尊称他为“老师”。

更为有趣的是，从金斯伯格开始，诗从书本上走了出来，走到了公众的讲台上，他把诗歌变成了一种朗诵的艺术形式，到处朗诵自己的诗。而且往往是从念佛经开始，一直发展到现在斯奈德给鲸鱼开音乐会。

金斯伯格还参加过许多放宽精神的社会冒险，有时服用麻醉药，他还曾卷入过多次的政治性或社会性的示威和案件。他已出版了十四部诗集、十四部散文集、十四部选集，创作了六部摄影集，并参加过五部影片的演出。我猜不出他在影片中扮演哪一类的角色，便在小本子上记下一条：争取看一看金斯伯格参加演出的影片的录像。

我只顾研究身边的这位美国诗人，会议已经开始了，由冯牧主持。我提醒自己：今天可要集中精神，会议已进入正题，可以自由发言，中美作家要展开讨论了，看他们都有些什么惊人的高论！

“美国作家都要兼职才能在贫穷线以上，书的稿酬还不够付汽车的保险费。书店订购的书有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原封不动地退回来，年轻的作家就更困难。”约翰·赫西（John　Herser）从一见面就把我称作他的“老乡”，他一九一四年出生在天津市新华路旁边的一幢房子里，一直长到十岁才回到美国。一九七四年他访问中国时去看了一下自己的出生地，那座房子的新主人是位热情的中国老太太，希望赫西能够回去，她可以为他把房子腾出来。赫西一谈起这件事，脸上就现出无限神往和感动的神色。他的座位在我的左边，六十多年前学会的中国话还没有完全忘记，在交谈中他对中国对天津表现出很深的感情。他身材精瘦细长，满头银发，有一副慈祥老者的风度。他在美国拥有七个荣誉学位，他用写作“探讨了形形色色有关人类的课题，并一直保持着清新、流畅和严肃的风格”，“从未流于说教的地步”。一九四五年，他的《为阿丹诺而鸣的钟声》（Abell　for　Adano）获普利策小说奖。他的另一篇获奖小说《一块卵石》，描写发生在伟大长江上的强烈、庄严而又神秘的生活。他今天的发言，也一下子就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会议应该讨论的核心问题上——作家和社会生活、文学和人类时代。他继续说：

赫西的话无疑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且有其独到的观察。

小库尔特·汪纳古特发言：“写作是使愚蠢的人变得聪明的一种工作。作家都是人格分裂症患者。文学的作用是什么呢？打个比方：我把一个南瓜举到四米高的空中，然后一撒手，南瓜摔到地上，发出砰的一声。这就是文学的作用。”

礼堂里一阵哄笑。

名不虚传，这位汪纳古特果然才气不凡。他的本意是否认作家和文学的社会功能，却不直说，用尖酸幽默的艺术语言来表达，这和他写作的风格是一致的。这位身高一米九，一头灰发蓬松而零乱，无论从体魄上还是精神上都看不出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他每次发言都力求“语不惊人死不休”。正像他那些小说，用创作科学幻想作品的办法表现当代社会，一九六九年出版的《五号屠宰场》稳固地确立了汪纳古特作为美国当今一个重要作家的名声。“他的想象力、幽默以及既迷人又发人深思的文体受到赞扬”。同时，他也被文学家们公认是一位严肃的作家。这也许是因为汪纳古特所描写的是当代一些关键性问题——技术专横、人们对轰炸的恐惧、最深刻的政治上的内疚、最疯狂的恨和爱等等。

然而，他今天的发言使得他的一些伙伴都不赞成。因为他的观点倘若能够成立，卡曾斯为这次中美作家会议所出的讨论题就变成了一句废话。卡曾斯在讲话时含蓄地、兜着圈子表示了自己的异议。

美国的“曹禺”——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则讲得比较干脆：“作家的作品比任何炸弹都更有威力，作用更大，永久不休，否则，文明就很脆弱了。一九五六年我被判过刑，因为我拒绝说出在作家会议上看到的那些被认为是资助共产主义者的人们的名字，被判为蔑视国会罪。一九六五年我又拒绝了白宫的一次邀请，由于在越南的悲剧，这种场合使我感到心情沉重，我不能扪心无愧地去参加。当枪炮轰鸣时，艺术就在死亡。而且生活的法律比任何执法吏所能想出的东西都要强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