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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海日记（第3页）

理所当然我让张洁先讲，理所当然她应该多讲。如果她讲一个半小时，我就省力气多了。况且我一点也没有做准备，一边听她讲，一边在脑子里也好拉出个提纲。谁知她连自己那一个小时的定额还远远没有完成，就收住了话头。她不是取巧，而是出于对我的照顾，如果她把话都讲尽了，轮到我的时候岂不没有词儿了！她只讲了自己的创作道路，讲得诚恳、实在，同文学有缘的人一定能从她的讲话中受到不少启示，会场气氛很好。她把最好讲的那一半题目——介绍中国当代文学，留给我了。中国当代作家一大群，风格各异，有“绝招”的人很多；作品更是车载斗量，我不敢说全都读过，自信对重要的作品没有漏掉。而且这些作家里多数人我都见过，要介绍他们并不感到困难，不论是北京的谌容，还是广州的陈国凯，都可以说上不止一个小时。一个题目，一人一半，各有侧重，妙极！女士，倒有老大哥式的信义，令人感佩。于是我一鼓作气也完成了自己的讲话任务。

在同学们鼓掌的时候，我俩极快地对望一眼，似乎都松了一口气，这是到美国后的“第一课”，第一次登台“亮相”，也不过如此！轻松自如地就应对过去了。还剩下一点时间，让同学们提点问题，我们回答一下，就圆满结束了。没想到这个尾声倒爆出了“冷门”，使我们一下子认识了坐在下面的听讲者，把这次讲课推向了一个奇特的**。

白种肤色的学生占少数，他们对中国了解得不多，问题提得单纯，甚至在中国人听来是很幼稚的。一两句话就可以回答清楚。他们听完我们的回答总是点点头，表示满意或者说声“谢谢”。这时候站起来一位黄种肤色的“义士”，我用“义士”这两个字并不含挖苦的意思。他当时的表演实在是很侠义。那神态仿佛在说：“你们不行，提那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怎么能难住这两位中国作家？看我的！”于是，他摆出了最了解中国“内情”的架势，提出了一连串自认为是“最尖锐”的问题，十分自信地认为一下子就会把我们难住。等着看我们张口结舌，出尽洋相。其实他那些问题在我们看来不仅不时髦，简直是老掉牙了，我据实介绍了情况，讲了我自己的观点。其他的学生都点头，那位“义士”很不甘心会有这种效果，眼看要自己下不来台，用一种不以为然的腔调又开口了：“你们别来这一套，瞒不过我！”

我笑了：“我们这一套不想欺瞒任何人，请问你这是哪一套？”

“我去年刚从大陆出来，大陆的情况我都清楚。”

我心里一颤，为这个自作聪明的小伙子感到悲哀，只好说：“中国有句俗话，去年的皇历今年看不得了。”

紧接着又有许多类似的问题向张洁飞去。张洁讲得更真诚、更激动，没有回避我们面前的困难，讲了我们的信心和力量，也讲了我们的未来。她讲到最后感情奔涌，一股**难以抑制，化做热泪，滚滚而下，全场为之一震。

我坐在她的旁边，心里十分感动，这是多么宝贵的泪水，多么纯洁的泪水，这泪水体现了女作家的才气，把她热爱民族、热爱祖国的晶莹炽热的灵魂全托出来了。不知这些美国大学的学生们对张洁的泪水作何感想？这泪水难道不能温热有些人的心，洗亮一点他们的眼睛吗？

张洁为这次讲课做了最精彩的结尾。

走出会场，林教授向我们表示歉意，认为那个学生的提问不礼貌，也不得体。我却哈哈一笑，表示应该感谢那个学生。因为我觉得这堂课对我来说也很有收获。我回国后也许要写一篇文章，题目叫：《在美国见到的中国人》。只是不理解那个学生出于一种什么心理非要这样干，出风头，表现自己？还是想迎合某种东西？殊不知这样一闹反而逼得他的教授不得不为他的举止向我们道歉。我心里隐隐有点不舒服，也许应该由我们向两位美国教授道歉。

从美国各地专程来参加第一次中美作家会议的美方代表也都到齐了，两国作家想必已经互相做过介绍了，三三两两，或坐或立，谈得正热闹。我刚才讲话够多了，现在不想说话，只想喝点饮料，休息一下。和主人见过面，寒暄几句便来到客厅外面的花园里，绿荫下摆着几套白色桌椅，清静幽雅。我从侍者的托盘里挑了一杯冰镇苹果汁，正想找个座位坐下，有一位美国妇女向我示意，她身边正好有一个空位子，我表示了谢意，然后坐下去。

“您是蒋子龙先生？这位是Annie　Dillard。”一位华人学者自动充当了翻译。

“噢，久仰！听说去年您到中国访问过了？”我嘴上说着客气话，脑子里飞快地映出以前看过的有关这位女作家的材料。可能是一九四五年出生，我记得最清楚，她是这次参加会议的美国作家中最年轻的一位，我是中国团中年纪最轻的，这可真是碰巧了。

安妮·蒂乐德是宾夕法尼亚人，毕业于弗吉尼亚州的柯林斯学院，在西华盛顿州立大学讲授过诗歌和散文的创作，曾是美以美教会大学“杰出的客座教授”。写过五本书，其中《丁克溪的朝圣者》一书为她赢得了荣誉，获一九七四年的普利策奖。此外，还受到了其他一些文学奖励，她好像同中国的许多女作家一样，也是文学上的幸运儿。

“我不懂中文，只能读英译本，觉得《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是最好的作品……”安妮单刀直入谈到了我的作品，使我感到被动，因为她的著作目前还没有译成中文，我只看过一些内容提要，那不算阅读，无法对等地交换对彼此作品的看法，只能聆听她对我的批评，便说：“我曾接到过美国读者的来信，很想听您对我的作品谈点具体的批评意见。”

“《日记》的成功有三条，使我感受很深刻。一、人物是复杂的，不像有些中国作品里人物那样简单；二、技法是现代的，节奏很快；三、语言简练，富于幽默。”她的神情是真诚的，也很会说话。这叫反话正说，此三条的对立面不正是我另一些作品里的不足吗？她不说出来，却让我想到了。

我来不及再跟其他美国作家交谈，就不得不告辞出来，坐进汽车跟大家一起到一个剧作家家里去参加另一个宴会。

还好，主人所以这样安排了一个接一个的酒会，主要的目的并不是只为了塞饱两国作家的肚子，而是以吃为辅，以谈为主。以酒菜为媒介，便于感情交流，增进相互间的了解。我和美国工人诗人加里·斯奈德（Garg　Sngder）几乎是一见如故，很容易就把双方感情的距离拉近了。这次我俩的交谈却不是从文学开始，而是从各自的生活经历谈起。“工人诗人”是他自称的，而且强调自己当过伐木工、护林员、油船水手、电焊工等，现在是个农民。是“体格强壮的流浪汉”和“能够吃苦耐劳的无产者”。在这样的场合，周围是这样一群人，他用庄重的口吻这样介绍自己，使我感到惊奇和钦佩。他甚至指着剧作家豪华的客厅、丰富的饭菜幽默地对我说：“这一切都应该是我的，不知为什么被他们抢来了。他们是吸血鬼、资本家。”

加里·斯奈德于一九五一年在里德学院获得了学士学位，在这期间他还曾到印第安人部落里生活了几个月，他在精神上体验到一种需要——要把生活中美好、超然、粗野和丰富的精力加以神化。这成了他创作诗歌的一个动机。他先后出版过八部诗集，多是描写美国西部风景，让自己返回自然，寻找超世的经验。

“我的诗为人民服务，为被压迫的生物服务，甚至为非人的生活服务。”他这样对我说。当他受到政治和生态问题压迫的时候，他是个理性主义者，在诗里提出争取生存的办法。当他寻求人类生活原始的典型的神秘格局的时候，他是位浪漫主义诗人。

他对东方的事物兴趣很大，曾将中国的诗歌和日本的诗歌译成英文，他还是大乘——金刚乘口传教义的佛教徒，他到过印度，在日本生活了十二年，和日本作家共同研究中国文化，他想把东方的神秘主义移植到美国的乐观主义上来。

谈起诗，他更是滔滔不绝了。他说诗应该表现“心灵的源泉，动物的魔力，独居时的想象力，令人恐惧的初生和再生”。要表现“作为人的动物，要去寻求舞蹈的疯狂般的自由、沉默和孤独中的启示……”

酒使得这个表面上沉静，甚至有几分腼腆的诗人诗兴勃发，同时又把他身上那种旧文化反叛者的狂劲也燃烧起来了！他毫不客气地把今天请我们吃饭的主人称作“富有的穷人”，他说“他们的精神是贫穷的”。他吃着人家，还要骂着人家。这种美国式的直率，叫我喜欢。

我深为他惋惜，随口而答：“这太遗憾了！”

忽然感到身后有人轻轻地拉我衣袖，回头一看是我的一位女同胞，她善意地小声提醒我：“什么事呀，你竟用‘遗憾’这个词儿，在外交场合这是表示一种抗议……”

真叫我哭笑不得，只好轻声对她说：“这不是外交谈判，这是作家交谈，我有自己的头脑和嘴，请你好好照顾自己吧。”

我感到兴趣索然，决定回国后一定要写那篇文章——《在美国见到的中国人》。

饭后，主人弹起了钢琴，有人随着节拍敲响了手鼓，摇起了碰铃，其他美国作家又唱又跳。他们热闹一番之后要求中国作家唱歌，作家应该多才多艺。我知道冯牧唱程派青衣那是很有功夫的，只是没有京胡伴奏，不知他怎样起调？

等了半天没人开口，刚才还是十分热闹的客厅里立刻变得气氛尴尬。我们出国前做了很多准备，就是没有准备到美国来还会叫我们唱歌。我在代表团里是年龄最小的一个作家，正好可以躲在后边不吭声，叫他们在前边顶吧。

美国朋友一再鼓掌，沉默得越久，我们的处境越狼狈，大将们你看我，我推你。我心想：坏了，自己不应往后躲，大将们应该去打“大仗”，这种唱歌跳舞的事理应由我这个小兵出头。于是我站出去唱了一首“山西民歌”：

人人呀都说我们两个好，

阿弥陀佛天知道。

第一次去找你，你不在，

你妈妈说你去挖苦菜；

第二次去找你，你又不在，

你们家的大黄狗咬了我的裤腰带；

第三次去找你，你还不在，

你妈妈打了我两锅盖；

第四次去找你，你老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