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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卷 旅外游记（第3页）

有一次我路过一家很大的皮鞋店，本不想进去，只扫了一眼它的橱窗，就不得不停下了脚步。在干净漂亮的大橱窗里摆着好像是刚从森林里锯下来的半截桦木树身，那一双双样式新颖的高跟皮鞋，就摆在粗糙的树干上，那树皮上仿佛还挂着泥土，长着青苔。那时髦的皮鞋和土里土气的木头摆在一起。店里的布置就更新奇了，仅屋顶的设计就可以看出鞋店经理的创造风格。他没有糊塑料纸，没有刷油漆，没有画出任何图案和花纹，而是把粗细不等的树截成了一片片，不加任何修饰，镶嵌在屋顶。树木本身疏密不等的年轮，组成了一组组美妙的图案，有一种特殊的大自然的风韵和从原始森林里吹来的野味。

你可以不赞成这种设计，但不能不钦佩这种创造精神。不是心安理得地享受生活的美，而是千方百计地为生活增添美。每个人的才能都可以施展，每个人性格中美好的部分都可以充分发挥，心里怎样想，嘴就怎样说，身体就应怎样去行动。美的生命是真诚的，而不必虚伪和矫饰。

努力创造吧，创造物质美的同时，不要丢掉精神美，提高生活的艺术。让生命永远充满活力！

死的艺术

一个秋高气爽的星期天，我参观了有名的克索瓦教堂。出来后，陪同的人提议要看看教堂对面的墓地。我不以为然，心想，坟地有什么好看的！我从小害怕走坟地，种种叫人毛骨悚然的传说总是和坟墓有关联；“鬼打墙”、“鬼吹灯”大都发生在有坟头的地方；就连坟地里的老松树上，也常有巨蛇怪蟒栖身，一口能吞下从坟地边走过的小孩子。这都是幼时留在我心里的印象。“人死如虎”，坟场就是凶地。但是，出于礼貌我还是跟了过去。来到墓地的门前，我却一下子惊呆了，禁不住在心里赞叹：“哎呀，坟地原来还可以搞得这样美！”

这里没有坟头，只有一块挨一块的墓碑，大小不等，形状不同，颜色不一。有的高如门楼，雄伟庄严；有的小如算盘，玲珑剔透。有的华丽，有的朴素，有的热烈，有的安详。有的用大理石雕成，有的用水磨石砌成，有的用天然石刻成。每块墓碑上都镶有死者的照片，那照片也选择得很讲究，富有生活气息，栩栩如生。墓碑的前面，有的开出一块长方形的土地，上面种上花草；有的铺上一块长方形的大理石板，石板上摆了一盆花；有的碑前堆放着亲人送来的鲜花和食品。

墓地像一个建筑和雕刻艺术的展览会，千姿百态，奇花异草。这里把死和恐怖分开了。用艺术使死者长留人间，用艺术寄托了生者对死者的悼念和哀思。活着的人什么时候想念死去的亲人和朋友，来到墓地，站到他们的墓碑前，看着死者生动的照片，为他们碑前的鲜花浇上一点水。就会觉得死者如生，就在眼前。

我想，这比那些势不可挡的深埋队，将坟头一律削平，将逝者埋到地心深处要好得多。那样，生者找不到亲人安息的地方。墓碑只好竖在自己的心头，千种哀思，万般怀念全压在心里，人怎能经受得起，感情越积越沉，会形成一种无法排遣的心病。

不要小看这死的艺术，它表达了人的价值，抚慰着活人的灵魂。

我抬头再望望对面雄伟的克索瓦教堂，忽然有了新的感受，心里涌出一股莫名其妙的肃穆的情绪。严峻挺拔的教堂主楼，显得脱俗超尘，傲视着苍穹，震慑着四方八界。它周围那几十个气势森严的塔楼，则像守卫天涯宇环厅的金刚卫士。特别是在它脚下还有这样一片变死为生、令人眼花缭乱的墓地，用艺术的光彩战胜了死神的恐怖，造成了一种人能永生、精神常在的气氛，更增加了教堂的赫赫威势，给教堂罩上了一种神圣的、庄严肃穆的光圈。

奇怪的是刚才参观教堂的时候并无这种感觉。克索瓦教堂每到星期天才接纳来祈祷的人，举行祈祷的仪式。到了这一天神父才开着小汽车来上班，真像神一样飘然而至。我们见到来祈祷的人不过十几位，还不如参观看热闹的人多，多数是妇女，其中有一位很漂亮的年轻妇女，体态端庄，穿着考究，怀里还抱着个小孩。我猜想很多参观的人都想知道她祈祷的内容。陪着这些祈祷者的是十几个四十岁以上的修女。她们的祈祷声和中国和尚念经的声音差不多，那突然放出高调的神父，则像领诵的大和尚。她们的神色是虔诚的，只有小孩子东张西望，不大认真。神父在正面最庄严的小厅堂里，进进出出，一边口中念念有词，一边还做着各种动作，忙忙碌碌，有一点应付差事的样子。教堂里拢音，祈祷声嗡嗡地撞击着墙壁，发出低沉的共鸣，使这合唱声传出教堂，在墓地的上空回**。死去的人们可以朝朝暮暮在这祈祷声中安眠。

修女引我们参观了她们的宿舍，现代化的小楼，现代化的设备，干净而漂亮。当然，不光有电视机和电冰箱，墙上还挂有圣母和圣徒的画像。神父虽然一个星期只上一天班，但也够他忙的。主持祈祷仪式，为生者洗礼，为死者超度，为新婚者祝福。喜事和丧事一块来，生和死轮流表演，仿佛人间的悲喜剧都集中到这个教堂里来了！上帝是人类创造的典型，围绕着这个典型的艺术形象，人们又编排了一系列的戏剧和故事。然而，我为今天的世界庆幸，多亏上帝是假的。若是真有一个活生生的上帝，世界该是多么可悲！

“到欧洲而不看教堂，等于没去。”这话不无道理。我们是伟大的文明古国，有灿烂的文化、悠久的历史，各地都有自己的名胜古迹。而西方的古代传统文化集中在教堂和墓地上，各地的名胜古迹就是一座座令人眼花缭乱的教堂和墓地。恩格斯对这些建筑艺术和雕刻艺术曾赞誉过：“希腊建筑表现了明朗和愉快的情绪，回教建筑——忧郁，高直建筑——神圣得忘我；希腊建筑如灿烂的、阳光照耀的白昼，回教建筑如星光闪烁的黄昏，高直建筑则像是朝霞。”克索瓦教堂就属于高直建筑。

南斯拉夫解放以后，随着文化艺术的发展，死的艺术不仅没有衰退，反而更引人注目了。全国各地都有不同的烈士碑，甚至每个村、每个厂，有烈士就有纪念碑。美术雕塑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流派，墓碑和纪念碑的建造就更花样翻新了。克鲁涅瓦茨市为了纪念被法西斯杀害的一班五年级的小学生，在郊外的山坡下建造了几十米高的巨型“V”字碑（“V”在罗马字母里代表五），碑上雕刻出一些少年儿童的头像。每年十月二十一日，有五六万人在碑下集会，悼念受难的小学生。阿瓦拉山上的无名烈士纪念碑，则是八个身穿民族服装的妇女共同肩扛着一座大厦，一个个石像如顶天立地的大柱，大厦坚如磐石。这也许是意味着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大厦的基础，是各族人民牢固的团结。

比较起来，倒是铁托总统的墓显得更简单、更朴素一些。他的私人别墅有两排平房，两排房子中间是个小草坪，他的墓就建在这个小草坪上。墓是个高出地面半米的长方形白色大理石，没有碑，没有题字和照片。前面是草地和树林，常有三五只野孔雀和一群群鸽子在草地上觅食、嬉戏。铁托墓后面穿过一片草地，便是“铁托纪念馆”。这里的气氛安静、和谐。是自然的和谐，如同这山，这树，这草，这野禽一样地朴实无华。铁托离开了人间，却又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这不同样也是一种匠心、一种艺术效果吗？

弃华求朴，返朴为真。这是另外一种风格和艺术，是这位聪明的政治家的风度。

生命本身就是伟大的创造。让死和生一样进入艺术的殿堂吧。

京剧有国界吗？

巴兰卡市文化局长杜申卡对我说过：“京剧是中国的国剧，这种美好的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枝奇葩，它只能属于中国。”

前不久，杜申卡看过武汉京剧团的演出，这位热爱戏剧，虽已四十多岁仍被同事们称作“巴兰卡市最漂亮的女人”，看得如醉如痴。她极为称道《拾玉镯》，演员表演细腻，做和逗都很出戏，虽然听不懂台词，可是剧情看得很明白，通过这个戏使欧洲人了解了东方姑娘的恋爱程序。京剧带有强烈的东方色彩，是中国的特产。

忽然，我耳边似乎听到了一种轻轻的、若有若无的京胡拉出的乐声。我集中了全部神经去捕捉这京胡的声音，大街上的喧闹声似乎一下子全停止了，我什么也听不到了，只听见了熟悉的京剧过门，是《霸王别姬》，也许还是梅兰芳先生的唱片。我仿佛在沙漠中发现了绿洲，看见了清泉，循着乐声追了过去。越走声音越清晰，是乐队在演奏《夜深沉》的曲牌。这支曲子我也许听过不下几百遍了，从来没有像现在觉得这样亲切，这样好听。是谁有如此雅兴，在这现代文化盛行的西方城市里，不听现代乐，排斥了电子琴，却播放中国的京剧曲牌。追着乐声我来到一座漂亮的小红楼跟前，门口竖着一个用中国字写成的大牌子：北京饭馆。

以后的事就不用说了，北京饭馆的中国专家请我吃了一顿家乡饭，然后又送我回到开会的旅馆。我从上初中就迷京剧，为此花了不少冤枉钱，挨了不少冤枉骂，有今天这一件事，就全补回来了。京剧姓“中”，中国人到国外才更检验出了对京剧的感情。

可是几天以后，我们到巴兰卡市去访问，在杜申卡为我们组织的气氛极其热烈的联欢会上，对这个问题我却又有了新的认识。晚会是在文学俱乐部的大厅里举行的，大家围坐成一圈，舞台在中间。一开始，由巴兰卡市艺术小组的青年演员先为我们演唱了塞尔维亚民歌，跳起了民间舞，音乐欢快，舞姿优美，尤其是演员脚尖上的功夫，快似旋风，急如闪电，令人目不暇接。演员在中间跳，四周的观众情不自禁地轻声伴唱。塞尔维亚人特有的民族艺术细胞，在每个人身上膨胀、跳跃。五十岁的老诗人胡可马诺维奇终于忍不住，跑到前面拉起姑娘的手跳起来，杜申卡也晃动身姿大声为他伴唱。欢乐友好的气氛溢满大厅。忽然，厅里的电灯全部熄灭了，姑娘们点起了一根根细长的蜡烛。按照塞尔维亚族的传统习惯，只有在最隆重最欢乐的节日、招待最亲近的客人才这样做。手擎蜡烛，唱着歌，跳起舞，用各种美味的食品和饮料招待客人，每个人的情绪都到了沸点。我不懂塞语，可是突然觉得语言的障碍不存在了，自己的感情和他们的感情完全融在了一起，似乎听懂了他们的歌词，跟上了他们的旋律，我全身心都感受到了塞尔维亚民间艺术的魅力。它是那样动人、那样美，把我征服了。在这一刹那我仿佛被这艺术的魔杖点化成了塞尔维亚人。

稍事休息之后，该我们出节目了。联欢嘛，这样的场合任何人都不能不唱，不能不跳。细心周到的杜申卡担心我们这些摇笔杆子的人不会唱也不会跳，使我们感到难堪，就叫我们朗诵自己即兴写的诗。不知她从哪儿找来我的小说《今年第七号台风》的塞文译本，特意请电台的女播音员朗读。我刚才十分欢乐的心情一下子紧张起来，塞族姑娘和小伙子的精彩的歌舞演出把大家的情绪烧得十分热烈，一改为干巴巴的小说朗诵岂不要使大厅的气氛冷下来吗？而且《今年第七号台风》写得仓促而幼稚，朗诵这样的作品能收到什么效果呢？即使在国内我也没有经受过这样的考验，电台广播过我的一些小说，那是通过收音机，人家不愿意听可以关掉，像这样在大庭广众之下，当着作者的面，倘若大家都睡着了，岂不难堪！杜申卡好像十分有把握。果然，随着小说情节的展开，听众爆发出一阵阵笑声，然后根据人物的命运，听众时而欢笑，时而叹息。小说不长，朗诵效果大出我的意料。我低着的头抬起来，感激地看着这些热心的听众。心里忽然明白了，今天参加联欢会的人，除去作家和诗人，大部分是青年，是大学生和中学生，他们喜欢文学，更有一腔对中国的友好和热情。

胡可马诺维奇小声对我说：“我喜欢读描写你们真实生活的小说，我们可以在小说里看到活生生的中国社会，了解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

这话我在什么地方听到过？对了，在贝尔格莱德的国际作家会议上，在同三十多个国家的作家交谈中听到过同样的谈话。越是强烈而又深刻的具有民族色彩的作品，越具有国际性。“洋人”不喜欢模仿他们的“洋”，而喜欢别的国家里的“土”，正是各民族的“土”，聚成了世界的“洋”。

掌声打断了我对文学的思考，思绪又回到了联欢的现场。小说读完了，我站起来同朗诵者握手，向听众鞠躬，但掌声一阵接一阵还是不停。我心里慌了，读小说哪有返场的呢？难道让我再读上一个中篇，把你们读困了不可？

有人在后边大声喊：“唱京剧，唱一段京剧！”

杜申卡笑着冲我耸耸肩，摊开了双手，那意思是说：“这不怪我，你逃不过了，还是唱吧！”

唱京剧我倒不憷头，早知如此开头就唱，省得读《今年第七号台风》了。况且湖南老作家康濯对我的演唱艺术已有过定评。他说：“蒋子龙唱《盗御马》像马（连良）派，唱《借东风》像裘（盛荣）派。”现在我顾不了那许多，就唱了几句《盗御马》：“将酒筵摆置在聚义厅上，我且与众贤弟叙叙衷肠……”

南斯拉夫朋友一再鼓励，我只好又唱了一段《借东风》。我的唱腔是“四不像”的。正式的京剧演员听到后也许会气歪鼻子，甚至可能会说我糟蹋艺术。但我真诚地想唱好，朋友们听得也很认真。他们欣赏的不是我这个蹩脚演员，而是为中国京剧鼓掌。

没有想到我那两口京剧清唱把晚会推向了另一个**。杜申卡代表巴兰卡市委赠送给我们一人一大堆纪念品，其中有记录铁托总统生平的珍贵的画册，还有古代塞尔维亚民族英雄穿的皮鞋的仿制品。我掏出去年在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发奖大会上得到的英雄金笔，送给杜申卡作为回赠。杜申卡当场又把这支钢笔交给巴兰卡市艺术博物馆馆长，叫他把这支笔存放在艺术博物馆里，并递给我一张纸，要我写上几句话和笔摆在一起。我写道：这支笔是文学的奖品，我把它转赠给热爱艺术的巴兰卡人民。艺术架起了中南人民感情的桥梁，文学连通了两国作家的心。”

塞尔维亚族的婚礼

一个秋高气爽的星期日，我们驱车从外市返回贝尔格莱德。走到半路的一个岔道口，猛然从右面的公路上飞出一队汽车，洋洋得意地抢了我们的道路。幸亏我们的司机反应快，立即踩了急刹车，才避免了一场车祸。外国人开车总是吊儿郎当，好像拿人和车都不当一回事，高速公路上开车真有点玩悬！奇怪的是我们那位性情粗爽的司机不但没有发火，反而打开车门探出身子，向抢道的车队招手致意。坐在我旁边的南斯拉夫朋友狄姆也一边摆手，一边用塞尔维亚语高喊：“恭喜！恭喜！”

我感到惊奇，前面的汽车里坐着什么人，值得我们的司机这样礼让和尊敬，就连古板的批评家狄姆也这样眉飞色舞？我透过玻璃窗仔细观察这个霸道的车队：第一辆小汽车上插着南斯拉夫国旗——蓝、白、红三色绸条的中间绣着一个红五星，在车头猎猎作响，威风十足地为车队开道。后面的十几辆小汽车没有什么明显的特征，偶尔有一两辆车上扎着红绸绿彩。我心里猜测这很可能是国家领导人的车队，刚从机场迎接一位外国要人归来。狄姆看出了我的疑惑，解释说：“这是结婚的车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