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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卷 旅外游记（第4页）

“民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一切行人和车辆都要给婚车让路，并向他们祝贺。”

“里面坐着新娘子吗？”

“对，所有去接新娘的人也都开着自己的汽车。”

让过了结婚的车队，我们继续前进。没走多远又碰上一队婚车。我们就这样走走停停，一路上竟遇到四起结婚的车队。我问狄姆：“为什么今天结婚的这样多？”

“怎么，开着现代时髦的小汽车接来的新娘子还要到教堂里去举行结婚仪式吗？这听来似乎有点滑稽。”

“的确是很滑稽。青年人把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强加在塞尔维亚族的传统习惯上，把婚礼办成了今古奇观：礼品是现代化的，仪式是古老的，不今不古，又今又古。只有到晚上客人陪着新郎新娘跳舞的时候，才可以看出塞尔维亚人的民族老传统。如果你有兴趣，今天晚上我可以带你去参加我那个表弟的婚礼。”

“我非常想去看一看塞尔维亚族的婚礼，可是要带什么礼物呢？”

“你是中国客人，不用带任何礼物，新郎和新娘也会感到非常荣幸。”

我摇摇头。那怎么可以，一点礼物不送岂不太煞风景！多少总是应该带一点。于是就请狄姆替我想一想看送什么东西好。

狄姆略一思索：“对，送一本你的著作，再没有比这更妙的礼物了。作家最宝贵的就是他的著作，把你的书送给新人，又珍贵又有纪念意义。”

我笑了，这位老兄真不愧是个书呆子。他自己是做学问的，爱书，就以为别人也喜欢书。人家办喜事，我去送一本自己的小说集，这岂不也有点“不伦不类”、“不今不古”吗？就说：“我的书装帧印刷太糟糕，送给像你这样同行的朋友，请你们批评指正还可以，但作为礼物在婚礼上拿出来就太难看了，不要让人家笑话！我是你的朋友，是你领我去的，不要使你的脸上不光彩。”

“书的质量不在于装帧和印刷。就这样决定了，你写出祝词，我用塞文抄在书的扉页上，并写上新郎新娘的名字。这件礼物不仅会给婚礼增加光彩，我也会跟着你沾光。”狄姆的兴致突然变得很高了。

下午，我们参加完早就安排好的活动，天已经很晚了，匆匆忙忙赶到萨瓦河西岸的新贝尔格莱德。在接近市郊的一座别墅前面狄姆引我下了汽车，立刻有一股强大的欢腾笑闹的声浪把我们吞没了。小楼里灯火通亮，乐声、笑声、喊叫声不断从窗口飞出来。小楼的前面是个花园，栏杆上、树杈上挂满五颜六色的灯泡，台阶上、草地上点起了长长的蜡烛。一对对男女青年在草地上旋转，跳着塞尔维亚的民间舞蹈。音乐急促而欢快，乐手们一边演奏，一边扭动腰身。小伙子的舞姿矫健，姑娘的舞姿清秀舒展。不光草地上有人在跳，廊下的台阶上和客厅里也有人在跳、在扭、在拍手跺脚。裙带飘飘，五彩缤纷，令人眼花缭乱，我一时竟分不出谁是新郎和新娘。看来主要仪式已进行完毕，只剩下吃和闹了。我心里暗暗觉得有点遗憾，也许新郎和新娘已经入洞房了，我们岂不空跑一趟，什么也没看到。狄姆把我领进客厅，客厅里摆着好几张长形的餐桌，每张桌子上都摆满了菜和酒，有几个胸前戴红花的老年人，已经喝得醉眼蒙眬了，可还在一杯杯不停地往嘴里灌。狄姆把我介绍给他们，大家一听说来了个贺喜的中国客人，十分高兴，都站起身来和我握手。身着盛装的新郎和新娘闻风从里边的一间屋子里跑出来，狄姆把我的礼物送给他们，并当众宣读了我的祝词：“愿安东尼和米兰的爱情天长地久，白头偕老。”

一九八一年的春天，在南斯拉夫举行了第三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国获得了全部七个项目的冠军，当时在南斯拉夫掀起了一股“乒乓球热”和“中国热”。在比赛进行的那些日子里，南斯拉夫的姑娘和小伙子们穿上中国的高级衬衣，中国生产的“红双喜牌”乒乓球和印有中国运动员全身像的明信片，成了青年人抢不到的热门货。在诺维萨德体育馆的比赛大厅里，他们挥动着中国国旗，为中国乒乓健儿不断地鼓掌加油。团体赛的时候，谢赛克一个人为中国队赢得三分，他征服了对手，也征服了观众。年轻人为之倾倒，大厅里响起一阵又一阵如醉如痴的欢呼声：“谢赛克，科奈芝，阿斯！”（即塞尔维亚语：谢赛克，中国人，高超极了！）这声浪中就有眼前这个姑娘的狂喜的呼叫声（狄姆讲到这儿特意嘱咐：如果我回国写文章，不要公布姑娘的姓名）。当比赛结束后，中国队的总教练李富荣把谢赛克推到大厅中央，把他介绍给热情的观众。谢赛克虽然立了功，却还是一副腼腆的样子，很不好意思地向观众鞠完躬就又跑回了后台。他这样谦虚，更引起了一阵强烈的赞美声。也许就在那个时刻，这个姑娘爱上了谢赛克。也许姑娘早就注意了他，但在中国队获得冠军的那个时刻才爆发了爱情，才意识到了自己强烈的感情。她几乎不能克制自己！她是学音乐的，只有十七岁，第一次萌发了对一个小伙子的爱，是这般纯洁，又这般热烈。当天晚上她跟到了中国队下榻的花园旅馆，先是求见总教练李富荣，要求成全她的爱情。李富荣可以教谢赛克打球，却不能强制他的感情，就耐心地劝解姑娘：他们两个都很年轻，谢赛克还要打球，不能过早结婚，为了姑娘将来的幸福，李富荣劝她还是找个南斯拉夫的小伙子好。总教练不肯帮忙，姑娘提出要亲自见一见谢赛克。这个要求不能拒绝，李富荣派人叫来了谢赛克。这位十九岁的小伙子还从未谈过恋爱，一时被弄得面红耳赤，手足无措。当时他的感情全部倾注在乒乓球上，暂时不可能再找别的爱人。姑娘一片火样的恋情遭到了挫折。今天在她朋友的婚礼上意外地碰上了一个中国人，也许又勾起了她的心事。

狄姆立刻告诉我，她唱的是一首塞尔维亚族的情歌：“在那个难忘的晚上，你我第一次相会……”

很快所有的人都随着她唱了起来。狄姆也情不自禁地拉着我加入了狂欢的人群。结果一直热闹到夜里两点钟，送一对新人进了洞房，我们才有机会告辞。

至今那个别有风趣的婚礼、那个姑娘的忧郁的目光还留在我的心头，禁不住写下了这篇没有主题的散记。

巴巴维奇的性格

我是带着许多问题出访南斯拉夫的，这些问题有领导出的，有朋友出的，有自己出的。我的车间里的工人则让我带上了这样几个问题：南斯拉夫的工人是怎样生活的？怎样工作的？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

我结识了好几位南斯拉夫工人，在这里想主要介绍一下德拉干·巴巴维奇。

他是著名的高莎机械车辆工厂（铁托年轻的时候曾在这个厂当过锻工，也是南斯拉夫最早实行工人自治的一批工厂之一）的汽车司机，今年五十二岁，身体强健，动作敏捷，完全像个小伙子。我们从贝尔格莱德到巴兰卡市去访问就坐他的车。事后我们知道，他是费了好多周折才争取到这个任务的。而且为了表示对中国朋友的情谊，坚持要开着自己的奔驰汽车从巴兰卡来接我们。我们一共是四个人（我和延泽民同志加上两位翻译），这样一来巴兰卡市准备随车来接我们的人就不能前来，一切都委托给巴巴维奇。巴兰卡作家协会主席米路丁在早晨出车的时候还再三叮嘱他，路上往返只需要一个半小时，九点三十分巴兰卡市要为中国作家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市长和委员们、文化局长、农工联合企业经理、高莎厂副厂长、电台台长等巴兰卡市的头面人物们准时都在市政府门前迎候，还有献花的儿童和作家以及要为中国作家进行专场歌舞演出的演员们。要他在路上不要耽搁，必须准时赶回来。

延泽民同志轻声提醒我，少跟他说话，在中国的公共汽车上都挂着一个醒目的大牌子：“禁止和司机攀谈！”何况南斯拉夫的高速公路上车辆往来如梭，早晨刚下过一场小雨，路面又湿又滑。巴巴维奇不光是和他的乘客兴高采烈地交谈，从他一上车，没有给汽车加油打火，先打开录音机，他是一边开车一边讲话（为了交流感情还时常回头），还一边欣赏着轻柔的音乐。这一点不能怪他，南斯拉夫人似乎是离不开音乐的，公共汽车和电车上的司机是听着音乐开车的。我参观过几个工厂，工人也是一边听着录音机，一边工作的。更使我们难以想象的是，有些做脑力劳动的人，比如出版社操纵计算机排字的工人、校对的工人和在照相制版上改正错误的编辑，也是听着音乐工作。他们是不是因听音乐而影响了工作效率，我没有打问。但是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是出不得半点差错的。我抬头看看车速表，指针指向了一百五十迈。巴巴维奇笑了，诙谐地说：“谁受不了这个速度？”

我没有要求他减速，可是谈话也无法终止，表达感情的语言就像萨瓦河水，已经流淌开来，要想设一道闸板闸住是很困难的。但闸板还是有的，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是要付钱的，当我们的车开进一个像龙门牌楼似的卡子口时，巴巴维奇交“买路钱”，我们的谈话只好暂时停止。我把目光转向窗外，哦，一片绝美的好景。“数日不见山，今朝翠如洗”。山峦起伏蜿蜒，绿色浓如滴，田野青葱，高速公路笔直如带，路旁缤纷的花卉格外耀眼。虽然这个时候在北京已是初冬季节，庄稼早已收完，田野光秃秃一片，但是南斯拉夫由于接近海洋性气候，空气湿润，我们来了还不到十天，已经赶上了三场小雨。尽管贝尔格莱德在地球上的位置（北纬四十五度左右）比北京（北纬四十度）还要偏北一点，可是气候却比北京稍微暖和湿润一些，花草树木凋谢得就晚。我们一直住在贝尔格莱德开国际性的作家会议，一走出城市，进入大自然的怀抱，立刻觉得心胸开阔，神清气爽；再加上有这样一位热情健谈的主人，一路上更增加了愉快的气氛。我无所不问，他也无所不谈。

“三十三年，从一开始就是专业司机。”

“家里还有什么人？”

“父亲在英国，已经退休了。弟弟结婚后自己成立了家庭，家里只有我和妻子。”

“你没有小孩？”话一出口我似乎觉得有点失言，干吗要问人家不愿意回答的问题呢！

巴巴维奇却十分爽朗：“我没有小孩，妻子年轻的时候得过妇女病，多亏她生了那场病，才使我们有钱到世界各地去旅行。”

“你出国旅游都是偕夫人同往吗？”“到英国和意大利是一同的。”“你的工资多少？”“每年平均收入十五万第纳尔。”

话还没有谈完，车已进了巴兰卡市。巴巴维奇似乎也兴犹未尽，他问我愿不愿意到他家去做客，我十分爽快地就答应了。因为我并不知道九点三十分巴兰卡市的领导同志还要为我们举行欢迎仪式，巴巴维奇也一点没有透露这方面的消息。他也许认为这是主人的事情，没有必要告诉客人。他也许还认为市长对我们的欢迎和他对我们的欢迎是一样的，应该按先来后到的顺序排队。既然他先认识了我们，就理应由他先为我们举行欢迎仪式，何况方向盘还在他的手里，方向盘一打，汽车停在他家的门前。

这是一座很漂亮的小别墅，白木栅栏，房前一个小花园，奇花异卉，幽雅而别致。正巧他的妻子也在家，他又到另外一座房子里喊来他的弟弟、弟媳妇和两个侄子。巴巴维奇一家人在他的指挥下为我们举行了欢迎仪式。按照他们的民族习惯，客人进门先吃甜食，让我们每人吃了一碟蜜制樱桃，然后拿出各种各样的酒和菜，反正他们的菜都是现成的，就在冰箱里存着，除去油就是肉，不管味道如何，都是真材实料。三杯酒下肚，巴巴维奇的话更多了，又大讲起了他即将去旅游的中国：“……美国的卫星在宇宙间为地球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上只摄下了中国的长城，别的东西一概照不上。可见长城是地球上最突出、最伟大的东西。”

他对中国的友情使我感动，我摘下了自己胸襟上佩戴的“长城纪念章”赠给他。他非常高兴，立刻引我来到他的卧室，墙上挂着一块红色丝绒布，布上别满了世界各个国家的纪念章。他把“长城纪念章”别在上面最中间的位置上。他的这块缀满纪念章的红布使我想起了在“**”期间我也有一块这样的布，那上面也别满了各种规格的毛主席像章，以后不知道哪儿去了。

他又问我喜欢山还是喜欢水？我不知他的用意是什么。按照中国的古训，“仁厚者爱山，智慧者爱水”。就回答他说：“地球上三山六水一分田，人类生存离不开这三样，所以这三种东西我都喜欢。”他笑了，告诉我如果我爱山，明天他陪我上山打猎；如果我爱水，他有游艇，可以陪我到萨瓦河上去兜风。老实说，他讲的这两样我都喜欢。但客随主便，我们的活动要听从巴兰卡市作协的安排。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今天巴巴维奇一家人正巧都在家呢？今天是星期六，南斯拉夫是每天工作六小时，每周工作五天，星期六、星期日两天放假。我们和巴巴维奇一家照相留念，临走时参观了他的家，两间卧室、一间书房、一间客厅、厨房、洗澡间和储藏室。年轻的翻译小声对我说：“他两口人住这么多房，也不怕闹鬼。”储藏室里有一股强烈的水果香气，里面堆放着半屋子水果。巴巴维奇一定要给我们每人装上一捧核桃，还说作家要保护大脑，核桃正是补脑子的。他当场表演，用牙齿嘎嘣一下就把核桃咬碎了，在饭桌上吃肉的时候我就对这位五十二岁的小伙子的牙齿和胃口表示钦佩了。他像中国人吃老虎豆一样轻而易举地咬碎一个个的硬核桃，简直使我目瞪口呆了。他的夫人便趁势把一大捧核桃塞进我的书包。

他热情、爽快、无拘无束。我很遗憾没有跟他去打猎和到萨瓦河上兜风，因为我们在巴兰卡只能待三天，参观和访问安排得紧紧的。直到要离开巴兰卡的时候，才又见到巴巴维奇。他为我们送行，紧紧抱住了我，胡楂子扎得我脸生疼。可是我心里却热乎乎的，对他说：“明年我在天津迎接你和你的夫人，陪你参观我们的工厂和到渤海湾上兜风，请你吃中国的螃蟹和对虾，还有驰名东方的‘狗不理’包子。”

他笑着点点头：“我一定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