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文小说网

下卷 旅外游记（第2页）

现在，南斯拉夫所在的这片领土，地形极为复杂，山脉盘结，峦险峰奇，若干世纪以来，这块地方既是扼守东南欧的要塞，又是进入东南欧的大门，因而便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同时，多瑙河与萨瓦河横穿国土，河谷纵横，土地肥沃，把南斯拉夫和中欧连为一体。自远古以来，民族迁移和异邦入侵，都是沿着这些河谷前进。南斯拉夫的历史便是一部入侵和反入侵的战争史。诺维萨德古城堡正是揳在这天然通道上的一个大钉子，因此它就成了南斯拉夫历史的活的见证。

费海曼从枪洞上拿起一把原始的火枪，递给我看，讲起了另一个塞尔维亚人的起义首领乔治·彼得罗维奇，因为他像东方人那样长着一头黑发，人称“黑色的乔治”。费海曼说：“他具有巴尔干半岛的野蛮农民中常见的那种粗犷原始的性格，残酷暴烈而英勇果敢，野性难驯而慷慨豪侠。他很像你们东方的一位知名人物——成吉思汗。作家是这样描写他的：‘他高个子，非常强壮，以他的步伐稳重、举止笨拙来说活像一只狗熊，狡猾像狐狸，狠毒像毒蛇，矫捷像豹子，孜孜不倦像骆驼；而对于他要奖赏的人的慷慨像一只凶暴的母老虎对待自己的虎子一样。他高额，长而窄的胡须，黄色而不眨眼的猫样的眼珠，所有的头领和战士都怕他，比怕烈火和雷霆还厉害。’然而正是这个像成吉思汗的黑色的乔治，用两年多的时间，打败了土耳其人。”

我听着费海曼生动有趣的介绍，也真想送给他一个雅号——“博物君子”。

“一八一三年拿破仑曾派人带着珍贵的礼品到这个城堡来学习。美国将军马卡尔杜尔，在这个城堡里学会了塞尔维亚文，成了世界著名的人物。”费海曼口气一转，“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铁托元帅也曾被关押在这个地道里。”

我心里猛然一动：铁托在这个古城堡被关押的时候，是不是受了自己民族历史的滋补，汲取了人民的智慧和勇敢？

铁托，这位克罗地亚农民的儿子、高莎机械车辆工厂的锻工，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信仰了共产主义，一九三八年开始领导南斯拉夫共产党。古城堡有趣地把铁托和南斯拉夫的历史连在了一起。他把南斯拉夫各民族团结在一起，建立了空前统一的联邦共和国。当一九四八年南斯拉夫被排挤出“共产党情报局”以后，政治上和经济上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铁托挺住了，南斯拉夫人的翅膀没有折断，反而闯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总结出一套自己的理论。“铁托在欧洲的共产党领导人中是独一无二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斯蒂芬·克利索德说过的这句话并不过分。

我走出地道，在登观望台的时候经过卡拉乔耶维奇雕像，我又停下脚步凝视：背上双翅，象征着勇敢。对，勇敢是历史的催化剂。它是有血有肉有生命的东西，伴随着历史一块生长，一起发展。南斯拉夫的历史会因南斯拉夫人的勇敢而自豪。

我兴致勃勃地登上观望台，按照费海曼的愿望展望一下他们的未来。浓雾渐散，天已放晴，“**胸生层云”。远处是一望无际的翠绿的平原，脚下是古老而又整洁的诺维萨德城，天光云影，影中突然有两只孔雀拍动翅膀，扶摇直上，在长空里翱翔。我在铁托墓前的草地上曾见过十几只这种野生的孔雀，它们是不是从那儿飞来的呢？

勇敢和智慧是南斯拉夫民族的两只翅膀，一个民族有一双铁硬的翅膀是值得骄傲的。

贝尔格莱德的早晨

几天来，晚上我从未在十二点钟之前睡过觉，但早晨一到三点钟必醒，这是时差造成的影响尚未消除的缘故。五点多钟，我走出斯洛维亚旅馆，想呼吸一下贝尔格莱德的新鲜空气，便信步来到旅馆附近的一个街心公园。不想，偌大一个公园里却是空****，没有一个人，只有一群群的鸽子在草地上觅食。这样一个好地方竟没有人跑步，没有人练拳，以我们中国人的眼光看未免太可惜了。

一位强健的农村老太太，挑着两筐辣椒、圆白菜之类的农产品走进了公园。她放下肩上的担子，坐在椅子上，从怀里掏出一块夹着香肠的面包，大口嚼起来。这可不得了，立刻有几百只鸽子，飞到老太太面前，有的落在她的脚上和膝盖上，等着分食她的面包。老太太十分高兴，把手里的面包撕成碎块抛到地上，然后又把膝头肩头的鸽子赶开。有两只小松鼠也来凑热闹，它们从树上跳到椅子上，又从椅子上爬到老太太身上，跳上跳下，与鸽子争着面包屑……

贝尔格莱德的大街上到处都是一群群的鸽子，它们不但不怕人，也不怕汽车，有时汽车都不得不给鸽子让路。鸽子受到法律的保护，不准捕杀，它们给这个现代化的工业和消费的城市增添了许多生气。一面是超级市场一个接一个，摩天大楼一幢连一幢，高度的消费，现代的文化；一面是：不加修饰的参天大树，各种各样的花草，胆大妄为的小动物。看似不协调，实则很协调，生态的平衡——人和自然界的平衡，它能使人的心灵得到一种新奇的慰藉。

老太太赶走身上的鸽子和松鼠，挑起担子走出了公园。莫非南斯拉夫也有自由市场？反正时间还早，我便尾随而去。穿过两条街，果然看见了一个十分繁华的闹市，买和卖的多半都是农副产品，和我们北京、天津的自由市场差不多。然而，最使我感兴趣的是“劳动力自由市场”。劳动力自由市场设在农副产品市场附近的另一条街上，我去的时候，已有一些男女中、青年吸着烟在等待雇主。后来，问了一下，这些人有的是没有工作；有的是工作比较清闲，上中班或上夜班，用上午的时间做做短工；也有的对自己的职业不满意，出来自找工作。有的单位或个人，临时有什么工作需要找人帮忙，就到这个市场上来找，需要几个人，双方谈妥条件，签订合同，就高高兴兴地走了。

我想起塞尔维亚作协组织这次国际作家会议，就雇了两个女青年：一个是贝尔格莱德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一个是大学毕业后没有固定职业的妇女，她们既是导游，又是服务员，还可以到讲台上替其他国家的作家宣读讲稿。她们是不是也从劳动力自由市场上雇请来的呢？

工厂和农村的见闻

高莎机械车辆工厂似乎同贝尔格莱德的农工联合企业一样，是南斯拉夫的骄傲。我在高莎厂的“来宾签名簿”上看到许多国家各种代表团的签名。工厂的主人要求我们不仅签名，还要留下几句话作纪念。

高莎厂引以为荣的不只是向联邦德国、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土耳其、伊拉克等国出口自己的产品，还培养出了英雄。铁托总统曾在这个厂当过锻工。还有两位南斯拉夫的国家领导人，也在这个厂劳动过。在战争年代中，这个厂有许多全国知名的战斗英雄和革命烈士，他们的大幅照片悬挂在工厂的博物馆里。

高莎厂是一九二三年由法国资本家建立的。从工厂建立的那天起，工人的革命斗争便开始了，因而成了一座培养英雄的摇篮、向国家输送干部的学校。

高莎厂有职工七千五百人，十一个分厂和车间，有三十多年工人自治管理的经验。早在一九四九年，这个厂就进行了工人自治的试验。南斯拉夫的同志认为，社会主义的发展不能通过别的道路，只能通过不断加强人民民主，即劳动群众享有更广泛的自治，更广泛地参加从最低一级到最高一级的国家机器的活动，以及越来越多地参加每个企业、机关等等的管理的道路来实现。

高莎工厂中的南共党员占职工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工人的工资每月随着工厂经营的好坏和本人的劳动成果多少而变动。今年一到十月，工人平均工资为一万第纳尔。

南斯拉夫的农民，比工人还富足。在巴兰卡区，我们访问了四户农民，其中有专种水果的，有专种粮食的，有专门饲养猪、牛、鸡、羊等禽畜的。最低的一户每年纯收入五十万第纳尔（折合人民币二万五千元），其余三户每年纯收入都达到一百万第纳尔，而人口最多的一户也不过六口人。每户农民都在自己的“领地”上有一座式样新颖的小别墅，或为三层小楼，或是两层小楼，或者一片平房。建筑结构奇特，各不相同。院子像个小花园，养着各式各样的奇花异木，很优美。

在参观葡萄园的时候，我看见在葡萄架里面还挂着一嘟噜一串的葡萄。主人解释说，这是机械收割的时候漏掉的。因为劳力少，也就没有工夫去摘这些剩葡萄了。我们一走进门，主妇就端出一大盘蜜制葡萄，给每人盛了一小碗。按南斯拉夫的规矩，客人进门先吃甜食。然后又端上自己酿制的葡萄酒和各样品种的水果。巴兰卡市作协负责人米路丁幽默地说：“农民把次酒、品种差的水果卖出去，自己留下的都是好的。”但他示意我不要多吃，每样尝一点就行，要留着肚子应付后面的“大战”。好在不大工夫，米路丁就拉我们来到专种粮食的农民沙维奇家里做客。塞尔维亚共和国农业部副部长和当地农工联合企业总经理已在沙维奇家里等候——他们是主人请来陪客的，宴席已经摆好了……

狂欢大街

南斯拉夫的工人每天工作六小时，每周工作五天。星期五的晚上便是他们的周末，比较有钱的干部和工人，开着汽车，带着食品，到郊区的别墅去休息两天，星期一的早晨再回城上班。也有的工人带着妻子儿女，坐上自己的电动游艇，在多瑙河和萨瓦河上兜风，然后打猎或躲进芦苇丛中吃上一顿别具风味的野餐。但是更多的工人还是在城市里度过这每周的两天假日。

一个周末的晚上，我来到了贝尔格莱德被称作“狂欢街”的斯卡达尔里查街。这是贝尔格莱德最典型、最古老的一条街道。铺着石子的街道两边排满咖啡馆、小吃店和酒吧间。每到星期五、六、日的晚上，从两旁各式各样古老的房子里传出塞尔维亚民族的音乐和西方流行的歌曲。有名的一家啤酒厂也坐落在这条街上。一股人流把我拥进一间木板结构的大厅。里面挤满了人，一阵阵的哄笑，一阵阵的叫喊，几乎要把房顶挑起。一个肚子很大，只穿一条短裤衩的中年男子，站在大厅的中间。他旁边有两个人，一个往他手里递啤酒，一个左手提一桶掺了牛奶的白粉水，右手握着一支湿淋淋的排笔。那个中年人喝一瓶啤酒，他就往那个人身上刷一道白粉。起初我能数得过来，后来数着数着，也记不清他喝了多少瓶啤酒，反正他是从头到脚全被涂白了，浑身湿淋淋的，顺着双腿往下流白水。有人把他扶到里边的一间屋子里，我跟过去一看，里面还躺着好几个赤条条、白乎乎的大汉。这是在进行一场喝啤酒比赛，谁喝得最多谁就被推为冠军，受到人们的欢呼和抛扔。我本想看比赛结果，忽然发现自己的衣服上和皮鞋上也溅了许多白粉子，只得十分惋惜地挤出人群。

出了大厅，用手绢擦擦衣服，看看无伤大雅，便顺着“狂欢街”信步往前行。没走多远，突然乐声大作，旋律欢快而热烈，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在大街上跳迪斯科。我在国内一听到迪斯科总以为是一种青年男女间不大健康的舞蹈，其实这是我的偏见。因为在这里我看到的迪斯科，毫无庸俗下流的动作，有人甚至跳得很美。自然也有的人跳得不大好，但他们认为动动脚，扭扭屁股，对身心也有好处。南斯拉夫人本来乐观、爽快、热情，心里高兴就要唱要跳。而音乐一响，更使他们不想掩饰，不想作假，身子自然而然地就扭动起来。

在贝尔格莱德，公共汽车上只有一个司机，兼管售票。他一边开车，一边听着录音机里播放的流行歌曲，高兴时还要哼上几句，或咬上一口夹香肠的面包。我参观一个印刷厂，工人们也是一边工作，一边听着音乐。据说南斯拉夫也欠有近二百亿美元的外债，国家的经济并不是没有困难，但我在下边访问的时候，很少听到有人议论这些事，人民过得富足而乐观，音乐也一直伴随着他们……

生的艺术

我曾以“赤橙黄绿青蓝紫”为题写过一篇中篇小说，现在重提这几个字不是为它写续篇，而是想以这个“色谱”比喻人的美和生活的美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万紫千红才是春”，五颜六色才是大千世界。真实的世界要比门捷列夫图表上的元素还要复杂，主宰世界的人，难道不更应该五颜六色一些吗？什么都是标准件，统一规格，全国通行，成龙配套，便于组织，便于领导，好处无穷。这是工业生产，系列化和标准化的确行之有效。然而人们的生活呢，也应该系列化和标准化吗？也应该随大流一窝蜂整齐划一吗？

旅游者每到一地，总喜欢找出那个地方独特的风格。我一到贝尔格莱德，也就想找出这个城市规律性的特征，经过了解得出的结论却是：没有规律就是它的规律；人人都有自己的特征，就是贝尔格莱德人，的特征。

楼房林立，却一座一个样式，很少能找到两座一模一样的房子。他们为什么不嫌麻烦？像我们北京前三门的大板楼，整齐一致，如排队一样好看。设计出一个图样，大家都可以照着样子盖，这要省多少事！就连贝尔格莱德城郊的私人别墅的栅栏也是一家一个样儿：你搞铁的，我就搞木头的；你出这种花样，我变那种图案，实在不行还种上一圈花木当围墙，反正不跟别人重复。屋里的装饰更是花样翻新，有的挂画儿，有的摆工艺品。我在农村的一个私人饭店里看到墙上挂满了玉米、辣椒和各种动物标本，有山鸡、松鼠，还有老鹰嘴里叼着一条眼镜蛇，栩栩如生，倒也别有情趣。我到一位作家的家里去做客，一走进客厅看见迎面墙上挂着一只足有半米长的巨型皮鞋，鞋的前面有一个向上翘起的钩子，鞋窝里放着瓷器和工艺品。这是按照十四世纪塞尔维亚反抗土耳其入侵的民族英雄卡拉乔耶维奇穿的鞋样式仿制的。

人们的生活情趣很浓，想尽办法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来点缀生活。一方面享受现代化的物质文明，一方面又想把大自然的美抱在怀里。孔雀、鸽子、松鼠等可以成群结队在大街上逛来逛去，汽车都要给它们让路，和人享受平等的权利。保护它们当然是为了人类自己，至少可以调剂人们的情绪。当你心情烦闷、郁郁寡欢的时候，那些野生的飞禽小兽飞到你的脚边，爬上你的膝头，你的心胸不知不觉会开朗起来。在贝尔格莱德大大小小的商店里和各种各样的家庭里，都养着很多鲜花，种类繁多，各家也都有自己所爱，多数不重复。鲜花是美的，它可以寄托和表达各种美好的感情。送朋友和献给烈士碑都用鲜花，我没有看见塑料做成的假花。好像美必须真，美而不真，不是真美。

南斯拉夫人的衣服更是多种多样，可以说朴素而不雷同。在大街上很少看到有两个妇女是穿一样的衣服，就连她们脚上穿的鞋、手里提的包，也是一人一个样儿。服装店里的衣服全用衣裳架挂出来，任顾客挑选。你若是想买一百件不同颜色、不同样式的服装很容易；若是想买十件同种颜色、同种样式的服装，就会难坏了商店的服务员，只好往别的商店打电话求援，能否给您凑足也很难说。“虎美在背，人美在内。”我曾和南斯拉夫朋友谈论过他们的服装和种种关于美化生活的话题，开始他们感到惊异，因为他们并没有留意这些现象。

热爱中国历史和文学、极为崇拜李白的文艺批评家米路丁说过一段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说：“你们中国作家观察得真细，真是旁观者清。我们认为设计房屋是一种创造，既然是创造，别人已经有的，你就应该避开，拿出你认为是最新的样式。人的个性五花八门，审美观不一样，智力也不等，他（她）们的服装怎么能千篇一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