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许正楣忽然提高音量说道:“黄国玲,这是一位为国家和社会建设作出贡献的工人,希望你能主动让座。”
车厢里一下安静下来。
黄国玲当时正值生理期,肚子疼得厉害。她小声解释,自己身体不舒服,能不能请其他同学让座。
班长听完后,再次提高声音:“黄国玲不便给这位建设国家的工人让座,有没有其他同学愿意让座?”
许多人的目光顿时落到黄国玲身上。她说,那一刻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最终,她还是强忍着疼痛站了起来。
那位工人师傅反倒有些不好意思,连连摆手说不用,自己站着就行。
可许正楣坚持把他请到了座位上,然后露出满意的笑容。
我一直觉得谢老师和许正楣是值得信任的人。他们有责任心,对班级事务认真负责,也总是热情地帮助同学。可渐渐地,我心里第一次生出一种说不清的别扭。他们似乎更重视规则、集体和正确性,当具体的人遇到困难时,未必愿意停下来理解。
我原以为,只要低调一些,不惹事生非,彼此便能相安无事。然而有一天下课,许正楣突然走到我的座位旁,“班主任找你。”她的语气很平常,我却莫名有些不安。
来到办公室时,我发现林升海已经在那里了。他没有说话,只在老师低头的间隙,悄悄朝我比了个“OK”的手势。
谢老师坐在办公桌后面,脸色严肃。他扫了我一眼,从抽屉里拿出一支笔和一张白纸,推到我面前。
“坐那边。”他指了指办公室另一侧的空桌子,刻意让我和林升海隔开一段距离。
我还没弄明白发生了什么。
谢老师已经开口:“写吧。你们两个的认罪书。”
空气仿佛凝固了一瞬。谢老师继续说道:“班里有人举报你们早恋,证据确凿。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林升海开口,但只说了半句,就被打断了。
“不是解释,是说明。”谢老师的语气很平,甚至没有提高音量,却让人无法继续说下去。“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写完认罪书,教导主任自然会处理。现在什么都不用说。”
我盯着那张白纸看了很久,迟迟没有落笔。
谢老师有些不耐烦,“快点写!鲁迅说过:时间就是生命,无端浪费别人的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
可我不知道该写什么。解释已经被剥夺了,说与不说似乎都没有区别。
最后,我还是低下头,简单写下了自己与林升海认识、来往的经过,并保证今后会主动保持距离,不再发生类似情况。
写完后,谢老师把纸收走,仿佛完成了一项既定流程。接着,他拨通了林升海母亲的电话。
电话很快接通。林升海母亲了解情况后,语气平静地表示会找时间来学校,与老师当面沟通。
随后,谢老师拨通了我父亲的号码。办公室里很安静。手机开着免提。
“嘟——”
“嘟——”
“嘟——”
终于,电话那头传来了声音。只是最先传过来的,不是父亲说话的声音。而是麻将牌碰撞的脆响。
“一万。”
“五条。”
“碰。”
。。。。。。
嘈杂的人声也混杂在一起。谢老师清了清嗓子,开口表明身份。话还没说完,电话便被挂断了。办公室重新安静下来。
谢老师的脸色有些难看。他又拨了一次。无人接听。再拨。依然无人接听。
我低着头,没有说话。
第二节课时,谢老师站在讲台上,忽然说起家庭教育。他说:“教育从来不是学校单方面的事,而是学校和家庭共同完成的事情。如果一个学生的家长对教育不上心,那么这个学生无论怎么努力,也不会有出息。”
教室里很安静。没有人接话。
我低头看着课本。那些字密密麻麻地挤在书本上,我却一个也看不进去。
后来,谢老师给父亲发了短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