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他开口了。声音和刚才不太一样。刚才的声音是平的,像一块被踩了太多次的地面。现在这块地面上裂了一条缝,有什么东西从缝里往外渗。
“我女儿小时候也叠这个。”
他说完这句话就停了。林知意的手指在纸鹤翅膀上停了一拍,然后继续折。她没有抬头看他,也没有问“她多大了”、“她现在在哪”。她只是安静地折,让他决定要不要继续说下去。
“我没陪她叠过。”他说。
这句话比上一句更轻。但分量更重。它不像是在说一个遗憾,更像是在替某个已经永远没办法问出口的问题给出答案。林知意把最后一只千纸鹤的尾巴折好,轻轻放在那排纸鹤旁边。她没有追问。只是坐在那里,让那句“没陪她叠过”在空气里多待了一会儿。
沈书白全程都站在门边。他几乎没有动过。唯一的动作是把蓝色文件夹从左手换到右手,然后又换回左手。但林知意在一次折纸鹤的间隙回头看时,看到了他的手——他的手指攥在文件夹的边缘,指节发白。指甲盖压在硬纸板上,压出了一道浅浅的凹痕。
那个姿势看起来像是在用力。用力把一个文件夹拿稳,不需要那么大的力气。他是在用力拿住别的东西。文件夹只是刚好在他手里。
林知意转回头,没有说什么。她认识那种用力。就像她在每个患者面前微笑的时候,也是在用力。只是她用微笑,他用沉默。方式不一样,但用力的方向是同一个。
那天傍晚,林知意在行政办公室找到沈书白。他正坐在电脑前,屏幕上是谭国忠的病历页面。光标停在“社会关系”那一栏,旁边弹出了一个备注窗口,里面是空白的。他的双手放在键盘上,手指没有动。
“他说了女儿的事。”林知意在门边站住,“他女儿三岁跟前妻走了,之后再没见过。他坐过七年牢。”
“我知道。”沈书白看着屏幕,语气平淡。
“我想试试找他女儿。”
沈书白的双手从键盘上移开。他把病历页面关掉,桌面露出来——一个深蓝色的默认壁纸,没有任何图标。然后他转过来,看着林知意。眼镜片反射着屏幕的冷白光,看不清他的眼神,但他的声音里多了一种很细微的东西,像是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放下的地方。
“我去找。”
他说得很简单,三个字,和平时说“我来处理”差不多。但“我来处理”是工作。“我去找”不是。
“你认识什么人脉?”
“有一些。”他顿了顿,“以前做投行的时候认识的。找人比较快。”然后他补了一句,“做投行的人,最擅长的就是在各种信息网络里找到一个人。公司年报、股权结构、诉讼记录、社交媒体——都有痕迹。只要存在过,就能找到。”
他说的这些方法,林知意以前都没想过。在她看来,找一个人就是翻电话本、问熟人、在互联网上搜名字。但沈书白用的不是这些。他用的是另一个世界的工具。
“一个人的所有社会关系,都会在某个系统里留下痕迹。”他说,“女儿三岁被带走,带走的人会在某个地方的户籍系统里留下迁移记录。结婚生子,会有婚姻登记和出生证明。只要这个人还在这个国家生活,就一定能找到。只是时间问题。”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稳,像是在向客户解释一个金融产品的逻辑。但他的眼睛不一样。在“女儿”两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时候,他的眼皮极其轻微地颤了一下。那一瞬很短,但林知意看见了。
她忽然想起第4章。那张没有写下去的空白记录。沈书白桌上那个透明水杯,文件夹按编号排列的整齐,衬衫扣到第一颗。还有他那天晚上在黑暗的办公室里对着空白屏幕一动不动。一个人在投行做了那么多年,每天处理数以亿计的数字,却没来得及回妹妹最后一条消息。那之后他辞职、放空、流浪、考社工证、来到这个中心。从一个精密运转的金融系统里把自己连根拔起,重新种到这片满是告别和遗憾的土壤里。他来这里是想弥补什么。林知意一直不确定他在弥补谁。刚才他说“我去找”的时候,她忽然确定了。
他在每一个“来不及”的患者身上,弥补他对自己妹妹的“来不及”。
“好。”她说。
当天晚上,林知意离开中心时已经快十点了。她走到楼下,回头看了一下。整栋楼只有三楼行政办公室的灯还亮着。窗户里透出冷白色的光,在夜色中显得格外安静。
她知道沈书白还在查。用他那些金融世界里学来的方法,在无数数据库和信息网络里,找一个三十多年没见的女儿。而她呢?她连一个名字都没有。只有一个电话号码,存在手机通讯录的最底层,标记为“0137”。她从来没有拨过第二次。不敢拨。怕它又是忙音。更怕它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