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释然。
是认命。
是知道不管她说什么、做什么、哭多久、跪多久,都改变不了结果的那种认命。
那根压在“归男方”那三个字上的手指打开了。
不是缩回去,是指节一点一点地伸直,像一根被压弯了的树枝在慢慢恢复原状。
她的手掌离开纸面,然后她把协议合上了,把第一页压在第二页上面,第二页压在第三页上面,像在埋葬一个还活着的东西。
她把协议推到茶几中间。
“笔呢?”她的声音沙哑得不像她的声音。
周律师把那支黑色钢笔推了过去。
她拿起笔,笔尖悬在最后一页那片空白的上方,悬了很长时间,长到窗外的乌云裂开了一道缝,一束阳光从缝隙里射进来,照在茶几上,照在那支笔上,照在她那只还在发抖的手上。
阳光里那些细小的尘埃在飞舞,金色的,亮晶晶的,像一个一个很小的、很轻的、还在呼吸的东西。
她的名字。三个字。她写了很久。比平时写任何东西都久。每一笔都像刻在她自己的皮肤上,刻在她的骨头里,刻在她往后余生的每一个夜晚。
黄——润——蕾。
黄。
最后一笔写完的时候,那支笔从她手里滑落了。
骨碌碌地滚过茶几,滚过那份签了字的协议,滚到我的面前,被我的手指挡住了。
它在我的心跳声里摇摇晃晃地立着,像一个刚学会站立的、随时会摔倒的人。
她没有站起来。她没有说任何话。她没有看任何人。她坐在那把椅子上,像一尊被遗忘在角落里的雕像,身上落满了灰尘,没有人来认领。
周律师站起来,把签好字的协议收进公文包,拉好拉链,提起包,看了我一眼,又看了她一眼。
她没有说“再见”,也没有说“保重”。
她只是站在那里,嘴唇动了一下,像在犹豫要不要说什么,最后什么都没说,转身走向门口。
换鞋,开门,走出去,门关上,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被电梯到达的叮咚声吞没,然后一切归于沉寂。
客厅里只剩下两个人。
她坐在那把椅子上,我坐在沙发上。
我们之间的距离没有变,还是那张茶几的宽度,但那个距离已经不再是两个人之间可以跨越的距离了。
那是一个深渊。
她在那头,我在这头。
我们都在深渊的边缘站着,谁也没有掉下去,谁也没有拉谁一把。
“老公。”她说话了。
她叫我“老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