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议您还看吗?”周律师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惊动什么。
她低着头,眼泪还在一滴一滴地落,滴在那件黑色的毛衣上,滴在那份被水洇湿的协议上。
她的手指在膝盖上蜷着,像两只不知道该握紧还是该松开的手。
“我没有签字。”她终于说了一句话。
“我没有签字,我不会签的。”
“你可以不签。”周律师的声音还是那么平,那么稳,像一个在播天气预报的主持人,“不签的话,我们就走诉讼程序。李瀚先生手上的证据——聊天记录、转账凭证、酒店开房记录、监控录像——足够让法院在一审就直接判决离婚。到时候孩子的抚养权还是会判给男方,因为女方存在重大过错,且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来源。财产分割也会对你不利,因为你在婚姻存续期间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诉讼费、律师费,这些你也要承担一部分。”
“你确定要走诉讼程序?”
她没有回答。
她不是不想回答。
她是答不出来。
她已经没有力气回答任何问题了。
她的身体在椅子上缩成了一团,像一个被揉皱了的、被人扔掉的、还没有被捡起来的纸团。
我看着那个纸团。
那个纸团在发抖,在哭,在把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那件黑色的、被水洇出一片一片深色印记的毛衣上。
那个纸团在两年前的婚礼上穿着白色婚纱,挽着我的胳膊走过红毯,笑得那么好看,那么明亮,那么让人相信“我愿意”这三个字是可以永远算数的。
那个纸团在五个月前的手术台上,脸色苍白,嘴唇干裂,怀里抱着一个小包裹,对我说“老公,他来了”。
那个纸团在我面前——在茶几的另一头,在一份她不想签但必须签的协议旁边,在一盒她不想用但可能马上就会用到的纸巾旁边,在一座她亲手点燃、亲手添柴、亲手把自己烧成灰烬的废墟旁边——变成了一个纸团。
“我要孩子。”她还在说那四个字。
那个声音已经不是一个成年女人在维护自己权益的声音了。
那个声音是一个母亲在失去孩子之前的最后一声呼喊。
那个声音里没有逻辑、没有策略、没有任何可以用来谈判的东西。
只有一个人最原始的本能——我的孩子,不要拿走我的孩子。
“你拿什么养他?”我听到自己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
她没有回答。
“你用什么养他?你一个月三千块的收银员工资?你寄住在你妈家的那间十平米的次卧?你银行卡里那点不够交三个月房租的余额?”
她的嘴唇在动,但没有声音发出来。
“你拿什么给他未来?你拿什么跟他说——你爸爸是谁?你拿什么回答他——你为什么要跟爸爸分开?你拿什么挡住他——将来在学校里,他的同学指着他说‘你妈是荡妇’的时候?”
她把头抬起来了。
她的眼睛红肿得几乎睁不开,但从那条缝隙里透出来的光变了。
不是愤怒,不是悲伤,是一种更底层的、像是一个人终于明白了一件她一直在逃避的事情的那种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