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是周日。
齐州下了入秋以来第一场像模像样的雨。
不是那种淅淅沥沥的、温柔的小雨,是那种从天上往下倒的、砸在窗户上噼里啪啦响的、把整个城市都罩在一层灰白色水幕里的大雨。
雨水顺着窗玻璃往下淌,把窗外的世界扭曲成一片模糊的、流动的、辨认不出形状的东西。
桂花树在雨里只剩下一个深绿色的、湿漉漉的轮廓,像一个人站在远处,浑身湿透了,但没有伞,也没有地方躲。
我坐在客厅里,茶几上摆着两份离婚协议。
律师姓周,四十多岁的女人,戴着金丝眼镜,头发盘得很紧,一根碎发都没有。
她坐在沙发的另一头,面前摊着一沓厚厚的文件,手里握着一支黑色的钢笔,笔帽套在笔尾上,随时准备签字的状态。
她一大早就到了,比我约的时间早了半小时。
她来的时候雨正大,裤腿湿了半截,但她好像完全不在意,进门就打开公文包,把文件一份一份地摆出来,摆得整整齐齐,像在布置一个手术台。
“李瀚,你确定不需要我再跟她谈一次?也许可以有别的方案。”周律师看着我,语气很职业,但眼神里有一点点不那么职业的东西——可能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怜悯。
不是对黄润蕾这个具体的人的怜悯,是对“一个女人走到这一步”这件事本身的怜悯。
“不需要。”我说。
周律师点了一下头,没有再劝。
她把协议翻到最后一页,把签字笔放在旁边,笔尖朝着黄润蕾要坐的那个方向。
然后她靠回沙发,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等。
雨一直在下。
九点四十七分,门锁响了。
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很慢,拧了一圈,停了,又拧了一圈。
门开了。
她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我从未见过的米白色风衣,领口竖起来,遮住了半边脸。
头发是干的,说明她打车来的。
脚上是一双平底的黑色皮鞋,鞋面上沾着雨水,亮晶晶的。
怀里没有孩子。
她走进来,换了鞋——那双她平时穿的、灰色的、毛绒绒的居家拖鞋。
她把风衣脱下来,挂在玄关的衣帽钩上,动作很慢,像是在做一件需要很大决心才能完成的事。
风衣里面是一件黑色的高领毛衣,黑色的长裤,整个人像一根被黑色包裹着的、细长的、随时可能折断的树枝。
她的左脸上还有一个淡淡的印记——不是昨天那个手印了,是一块青紫色的、像淤血一样的东西,从颧骨一直蔓延到下颌线。
她用粉底盖过了,但盖不住。
那个颜色的东西,不是粉底能遮住的。
她走过来,在周律师对面的椅子上坐下。
她没有看我。
从进门到现在,她没有看我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