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孩子从安全座椅里抱出来,放在婴儿床上,孩子还睡着,帽子歪在一边。
她站在婴儿床边,低头看着孩子,一动不动。
然后她突然蹲了下去。
蹲在地上,双手抱住自己的头,整个人蜷成小小的一团。
她在镜头里抖了很久。
那是一种从骨头里渗出来的颤抖,像癫痫发作,又像濒死前的痉挛。
她蹲在地上,双手死死抱着自己的头,手指深深陷进发根里,手背的青筋一根一根暴突出来。
她的脸埋在膝盖之间,肩膀耸动着,整个身体蜷缩得那么小,小得像要缩回子宫里去。
她的喉咙里发出一种呜咽声,不是哭出声的呜咽,是被硬生生憋在胸腔里的、闷在喉咙深处的呜咽。
那种声音通过摄像头传过来,变成一种细微的、持续的、像野兽受伤时从齿缝里挤出来的嘶鸣。
她维持了这个姿势将近十分钟。
十分钟里,她的手一直抱着头,指甲在头皮上掐出深深的月牙形红痕。
她的脊背弓着,脊椎一节一节地凸出来,隔着薄薄的居家T恤,像一排嶙峋的小山。
她的脚缩在拖鞋里,脚趾抠着拖鞋内底,脚踝绷得死死的,小腿的肌肉线条清晰可见。
然后她突然抬起头。
她的脸暴露在镜头里。
那张脸我看了十年,吻过无数次,抚摸过每一寸肌肤——但这张脸此刻是陌生的。
眼皮肿得像两颗核桃,眼白里布满红血丝,眼尾下垂,嘴角往两边垮下去。
她脸上还残留着妆的痕迹——防水睫毛膏没花,但眼线在下眼睑晕开了一小片,像被人用脏手抹过。
她的嘴唇是干的,起了一层白色的皮,上唇中间裂开了一道细细的血口子。
她看着前方,但眼神是散的,没有焦点。她像是在看我,又像是在看墙壁,看天花板,看这个世界之外的地方。
然后她的嘴唇动了。
没有声音,但我读懂了她的口型。
三个字。
“我错了。”
她重复了很多遍。
一遍,两遍,三遍……嘴唇机械地开合,像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
每一次开合,那道血口子就裂开一次,再愈合一次,再裂开一次。
“我错了。”
“我错了。”
“我错了。”
不是在对我说的。
她不知道我在看。
她是在对自己说。
或者说,是在对那个今天下午在酒店房间里发生的一切,对那个两个小时里她经历的一切,说这三个字。
这三个字说出来的同时,她的右手突然伸了下去。
伸向自己的双腿之间。
她的手伸进那条宽松的运动裤的裤腰里。
不是慌乱地伸进去,而是缓慢地、迟疑地、带着一种近乎仪式感的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