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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康用自己熊掌一般的手向身边的姑娘简单地比画了几下，姑娘就安静地离开我们回房间去了。

我不由得问老康：“小转子呢，还好吧？”

老康哼了一声说：“还那样。”

“她的病呢，没法治？”

“治什么治，妈的她就没病，装的，都是装的。”

“怎么会？”这太出乎我意料了。

“我算是看透她的把戏了，当年她就是觉得考大学没戏才装出这么个病糊弄人，装神玩鬼的，倒弄成本钱了。你说哥们儿，人这东西怎么就这么险恶呢？”老康激动起来。

“你什么意思，这么说有依据没？”

我不能相信老康的话，那梦境般的一幕在我心里依然清晰，我无法相信小转子赤身**地出现在我身边，不是出自一种叵测的病因。或者，那真的只是我的一个梦？

“依据？我对她什么不了解，她就是要用那一套来迫害我，知道不，迫害我！她糊弄得过去她爹妈，糊弄得过去医生，糊弄得过去我吗？”

我不知道说什么。我只是有些反感老康说话的口气。

“她以为我能一辈子陪她玩捉迷藏呢。”

老康愤愤地捶了一下自己的腿，浑身的肉都随之震颤了一下。

我听不下去了，突然打断他：“老康，今天你说多少句话了？”

老康愣一下，随即说：“可不，又说超了。”

老康此行来去匆匆，我们只见了一面，我已经结婚的消息也没能引起他的兴趣，他连我娶的是谁都没多问一句。看来老康这么一个人的确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他走后的第二天，商场的送货员给我搬来了一座巨大的落地钟，这是老康送给我的新婚礼物。这座钟比我还高半头，黄铜的钟摆比我的脸都大，发出的摆动声在夜深人静时足以令神经衰弱者从梦中惊醒，而且，每到整点报时的那一刻，它都会响亮地奏出一段旋律，那旋律如果配上歌词，居然是那句“和那美丽金边的衣裳”。这一切都与我的新居不甚协调，它们只能使我的居所显得更加逼仄。我当然会想到当年的那把大折扇，看来我和老康在审美上还是有一致的地方，那就是——贪大。钟里塞着张发票，表明它价值三万多元，从这样的做派看，老康的生意显然是蒸蒸日上的。

其后我们通过几次话。那时候手机已经不稀奇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当我有了部手机时，居然是打给老康家的。接电话的正是小转子。听到她在电话那头叫出一声“哥”，我百感交集。其实这种伤感正是我计划内的，否则我会把电话直接打给老康，而不是打到他们家去——我估计那会儿老康十有八九不会待在家里。但小转子的声音并不是我预想的那样，根本听不出我以为会有的那种消极。她依旧咋咋呼呼地说：“你可想死我了！”我说：“想了就来呗，哥也想你。”这时候我已经习惯了虚与委蛇的说话方式。她边笑边说：“那我可真来了，你说过让我们天热的时候去看草原呢。”

和老康的通话却是另一番状况。他有了我的号码后，基本上都是喝醉的时候打过来：“我说哥，别在家待着，来我这儿喝酒，我给你弄俩俄罗斯妞……”

“再有五分钟就到你们家楼下了，快点儿下楼，你那儿不能停车……”

“知道不，我在家装了摄像头，你猜怎么着？我不在的时候她从来就没犯过病，倒是对着镜子练过梦游……”

“离不了，她那病要离就得分一大半财产给她，你说这帮法官怎么就不信我呢？她狠着呢，竟然还想跟我弄出个孩子，知道不，她把套都扎了眼儿啊！”

“喔，打错了，对不起。哎，你谁呀？妈的……”

…………

诸如此类，我没法不当成胡言乱语。

我知道一切都变了。或者一切本来就是如此，只是我们曾经低估了它的复杂，不了解它的各种表现方式。

五

如今我已经干上了记者这个行当。半年前的夏天，我受命前往一个名叫“瘦岗村”的地方调查新闻事件。这个村庄几年来如同受到了邪恶的诅咒，许多村民患上了怪病，轻者表现为肌体无力，手足协调失常，乃至步行困难、运动及言语障碍，重者则神经错乱，甚至死亡。尤为可怕的是，天生弱智的幼儿也随之诞生。前不久，专家才锁定了那个诅咒瘦岗村的源头——兰城石化公司的一家双苯厂，就建在瘦岗村的东面，当年破土动工的时候，一度还是瘦岗人为之骄傲的事情。专家们给出了一个瘦岗人闻所未闻的疾病名称：水俣病。瘦岗人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罹患的这种怪病，居然是因为日本一个叫水俣镇的地方而得名。五十多年前，在日本的水俣镇，出现了一些口齿不清、面部发呆、手脚发抖、精神失常的病人，这些病人久治不愈，最终会全身弯曲，悲惨死去。水俣镇有四万居民，几年中先后有一万人不同程度地患有此种病状，其后附近其他地方也发现此类症状，经过数年调查研究，最终证实，这是由于当地居民长期食用含有汞的海产品。

兰城的主要媒体行动起来，记者们展开联合调查。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车队驶过很长的一段土路后，到达了目的地。那是一座墙头布满玻璃碴和尖锐铁棘的建筑，里面收治着瘦岗村的部分患病村民。这座建筑最初只是由村民们自发建立起来的，是一种互助性的民间行为，直到前些日子，才被有组织地接管。

几个身穿白大褂的农村妇女迎出来，恭敬地向领路的当地干部打招呼。她们的表情让我觉得，我们似乎并不怎么受欢迎。

院子居然很大，一栋三层高的小楼横在里面，前面是空旷的篮球场，但一个人影也没有，只有几乎看得见的风在水泥场地上打着旋儿。倒是墙角的煤堆旁有一条拴着的土狗，对着众人狂吠不止，一个穿白大褂的妇女一路小跑地奔过去用脚踢它。

上到楼上后，我见到了此生可以见到的一切残缺者和病痛者。他们勾着头，听话地坐在光秃秃的木板**。每间屋子都挂着一台没有声音却开着的电视，而且整齐划一地都固定在某个音乐频道，电视上的人在无声地歌唱着。观众们神情纯洁，有一种并不令人憎恶反而甚至是感人的温柔，其中有一位妇女，**胸怀，专注地奶着怀里的婴儿。当地干部率领着一干人马，透过一扇扇铁窗户向里张望，不时回头询问一些情况：怎么样，伙食好吗，有没有新进来的，家属们还满意吧，有什么困难，诸如此类。那些穿白大褂的妇女七嘴八舌地回答，归纳起来，无外乎：一切都好，就是缺钱，领导要多支持。

我不想跟着看下去了，走到楼道的尽头，趴在栏杆上向外眺望。这座建筑里有股特殊的气味，让我觉得自己的双唇有种腐烂的滋味。我偏执地认为，这就是汞的味道。

夏天的田野近在咫尺。远在天边的，是一只长久浮于空中的鹞子，它那么远，也许在空气中感觉不到我呼吸时抛出的虚空。四下里一片静谧，我觉得自己悬在时间之外了。我们的车队停在院子外面，司机们在车下聚成堆抽烟。他们都是各个媒体的司机，已经习惯了这样的采访，此刻议论着的，大概是午宴将会是怎样的一个规模。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世界这个庞然大物变得格外安详，成了一个没有差别的世界。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你是个记者，就不过是个记者，你是个水俣病患者，就不过是个水俣病患者。

回到兰城，我把自己关在家里写稿子。我的状态很不好，我发现，我的情绪没有丝毫的激愤，反而在目睹了那些瘦岗村的患者后，我有种巨大的倦怠之感，仿佛一切都是非现实的，它们离我的距离，就像日本水俣镇之于瘦岗村一样的遥迢万里。

我坐在电脑前发呆，对“水俣病”毫无感觉，几年记者做下来，我已经被迫学习了太多五花八门的疾病名称，我再也没有了当年钻研“梦游症”时的热情。我坐了几个小时，电脑上也只是敲下了这样一个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