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肝”就是打针。一堆我没听过的药名,通过点滴瓶一滴一滴流进她的血管里。
我坐在床边,看着点滴瓶。
液体是透明的,和普通盐水没什么区别。但它不是盐水。它是某种化学物质,某种被设计出来用来杀死癌细胞的化学物质。但它分不清哪个是癌细胞,哪个是好人。它会一起杀。
所以打这个针的人会吐,会掉头发,会没力气,会吃不下饭。
“常安。”
“嗯。”
“你怕吗?”
“怕什么?”
“打针。”
“不怕。”她说。“打过很多次了。”
“什么时候?”
“去年检查的时候。也住过院,也打过针。”
“那你怎么没跟我说?”
“跟你说了,你就回来了?”她看着我。“我说了,你会回来吗?”
我沉默了。
会吗?
如果在国外的时候,她给我打电话说“我生病了”,我会回来吗?
会。
但回来了又能怎样?
她的病不会因为我回来就好。我回来,只是让她多一个人照顾她,多一个人看着她受苦。
“你不会回来的。”她自己回答了。“你不会因为我生病就回来。你回来,是因为你准备好了。不是因为我的病。”
她了解我。
比我了解自己还了解。
“所以你去年没告诉我?”
“嗯。”她说。“我想等你准备好了再说。如果你一直没准备好,我就不说了。”
“那我要是永远没准备好呢?”
“那我就一个人。”
一个人住院,一个人打针,一个人吐,一个人掉头发,一个人躺在这张白床上,看着天花板。
一个人。
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比前几天更凉了。不是因为天气,是因为肝功能越来越差了。肝脏是人体最大的化工厂,解毒、合成、代谢,什么都靠它。她的化工厂要倒闭了。
我握着她的手,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你别哭。”她说。“我不想看你哭。”
“我没哭。”
“你左眼没跳,但你在哭。”她伸手摸了摸我的脸。“眼泪是热的。你骗不了我。”
第一次靶向治疗之后,她吐了。
不是电视剧里那样抱着马桶翻江倒海地吐,是突然之间,脸色一变,弯下腰,干呕了几下,什么都没吐出来,但整个身体都在痉挛。
我按了呼叫铃。
护士来了,给她打了一针止吐的。
“没事,”护士说,“第一次反应比较大,后面会慢慢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