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看看这个世界的骨头。“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校园里的路灯光影斑驳,有几个学生骑著自行车经过,后座上载著大包小包,大概是赶著去食堂占位置。远处的体育馆亮著灯,有人在打篮球,球撞击地面的声音隔了很远还能隱约听到。
一切都很正常。bj五月的傍晚,槐花將落未落,空气里浮著甜味,学生们在食堂和图书馆之间来来往往。
但我的世界已经不正常了。
苏晚不在了对面的椅子上。她在一个我叫不出名字的、地图上需要放大三倍才能找到的非洲国家里,跟一个我不信任的男人在一起,四十七天没有消息。
我需要去找她。
但怎么找?我只是一个地质学博士,没有武器,没有钱,没有在那片土地上生存的经验。我甚至连那个国家的语言都不会说。
但我知道一个名字。
老卡。
陈教授提起过这个名字。1987年,陈教授还是个年轻的研究员,带队去绿拉立昂做野外勘探。那是一次政府合作项目,目標是考察翡翠岭地区的矿產潜力。队伍一共十个人,带了三个嚮导,其中之一就是老卡。
那是一次灾难性的探险。雨林里的疾病、武装衝突、山洪暴发——十个人进去,六个人出来。陈教授是倖存者之一,老卡救过他的命。
后来老卡入了政府军,当了营长,退役以后自己做矿產中介。他在翡翠岭的关係很硬——政府军那边有老战友,部落那边有世交,连红石阵线的人都得给他三分面子。
陈教授说过,如果有一天我需要去绿拉立昂,就去找老卡。
我做了一个决定。
二十分钟后,我拨通了陈教授的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陈教授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沙哑,像是刚睡醒,又像是一直没睡。
“远舟?这么晚了。“
“老师,“我说,“我想去一趟绿拉立昂。“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那种沉默很重,像一块石头落进了深水里,过了好一会儿才浮起涟漪。
“远舟,“他说,“你老实告诉我,是不是为了苏晚?“
“是。“
“你知道那里现在是什么情况吗?“
“我知道。“
“翡翠岭矿区上个月刚发生过武装袭击。两个中国工程师被绑架,到现在还没放回来。红石阵线公开声明,任何外国矿业公司不经他们允许进入翡翠岭,一律视为敌人。绿拉立昂政府军跟他们打了好几仗,伤亡不小,但拿那片山区毫无办法。“
“我知道。“
“你一个读地质学的人,跑到一个正在打仗的地方去——你觉得你能做什么?“
这个问题让我停顿了一下。
“我能做三件事。“我说,“第一,我是地质学博士,绿元石的矿化特徵和成矿规律,我比大多数人都清楚。如果韩磊的矿队需要技术支持,我可以提供价值——这意味著我能进入翡翠岭。第二,我学过生物生態学和esg评估,如果矿区需要合规审查,我也能派上用场。第三——“
我深吸了一口气。
“第三,苏晚在那里。“
又是一阵沉默。比上一次更久。
陈教授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跑了一辈子野外。滇黔桂的喀斯特溶洞他去摸过,xj的戈壁滩他睡过一整月,青藏的冻土层他钻过五十米的岩芯。他这辈子最怕的事只有一件——学生出事。
但他拦不住我。他知道自己拦不住。就像当年他拦不住那个从三轮车上摔下来断了腿还爬起来继续敲標本的学生(那是我师兄),也拦不住那个一个人背著三十公斤的装备在海拔五千米的山上走了三天三夜的研究生(那是苏晚)。
“你要走,我拦不住你,“陈教授终於开口了,声音里有一种我很陌生的疲惫,“但我有三个条件。“
“您说。“
“第一,你不是去拼命的,你是去做你擅长的事。你是地质学家,到了那里,用你的专业能力说话,別逞匹夫之勇。你的脑子比你的拳头值钱。“
“是。“
“第二,到了当地,找一个人。穆萨·卡马拉,我们都叫他老卡。他是我1987年去绿拉立昂做野外勘探时的嚮导,后来加入了当地政府军,当过营长,退役以后自己做矿產中介。他在翡翠岭的关係很硬——政府军那边有老战友,部落那边有世交,连红石阵线的人都得给他三分面子。我已经联繫过他了,他答应去博城接你。你到了博城以后,去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