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有人在那里点了一盏低瓦数的灯泡,不是照明的,是发热的,闷闷地烤着。
她的手机还是没有响。
张婶应该睡了。
建建应该也睡了。
床头那杯水应该喝完了,杯子空着,杯口缺了一小块瓷。被子应该没有蹬掉——他发烧的时候睡觉老实,不翻身,大概是身上烫得没力气翻。
她脑子里又把建建的画面过了一遍。
退烧药的药效应该还在。
烧退了。
睡着了。
凌晨四点。
她站了十个小时。
交接班的人是五点半来。
还有一个半小时。
车间里其他人也在站着。隔壁机位的小刘蹲在机器旁边,手里拿着扳手,眼睛闭了一瞬,又睁开。
对面的老王师傅靠在布车边上,花白的头发上落了一层棉絮,白蒙蒙的,像落了霜。
没有人说话。
不是不想说,是机器声太大,说话要扯着嗓子喊,喊一夜嗓子就哑了。
她们都不说话,各自站在各自的机器前面,布从手里过。
凌晨五点。
她站了十一个小时。
窗外的天还是黑的,但黑得不一样了。不是半夜那种浓稠的、沉到底的黑,是开始往上浮的、被稀释过的黑。
像墨汁里兑了水,再过一会儿就会变成深灰、浅灰、鱼肚白。她知道天快亮了。
手机响了。
不是响铃。
是震动。
贴在口袋里,贴着她的大腿,突然嗡嗡地振起来。
那一瞬间她正伸手去接一根断掉的线头,指尖刚碰到棉线,手机的振动传过来,从大腿一路传到手指,手指抖了一下。
线头从指腹上滑脱了。
她扔掉线头,扯下手套。
手套从手指上拽下来的时候翻了个面,指尖的部分翻进去,棉线扯得绷紧了。
她把手机从口袋里掏出来。
屏幕亮着,来电显示是一个本地的陌生号码。
她接了。
“陈秀兰?”一个男人的声音,不是张婶。
“是我。”
“我是县医院的。你儿子在急诊。发烧烧得抽了,邻居送来的。你来一趟。”
她把电话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