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尔愣了一下。
“我……我是1919年入党的。在汉堡,当过码头工人。”
韦格纳点点头。
“那你当年在码头上,一天扛多少包?”
迈尔想了想。
“最多的时候,一天扛两百多包。一包五十斤。”
韦格纳说:“那时候你身体好吗?”
迈尔沉默了几秒。
“那时候……年轻,再累也扛得住。”
韦格纳说:
“现在呢?现在你五十三岁,就不行了?”
迈尔低著头,不说话。
韦格纳看著他,语气变得温和。
“迈尔同志,我不是要你像当年那样,一天扛两百包。
我是要你回去看看,看看那些还在扛包的工人同志们。
他们中也有五十三岁的,也有身体不好的,但他们还在扛。为什么?”
“你去看看他们,和他们聊聊,握握他们的手。你就知道,咱们这些坐办公室的,有多幸运。”
迈尔抬起头,眼睛有些红。
“主席,我错了。”
韦格纳摇摇头。
“不是错。是忘了。忘了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他转向第二个人——財政人民委员部的那位副局长。
“贝里尔同志?”
“报告主席,我是里斯·贝里尔。”
韦格纳点点头。
“贝里尔同志,你那六条意见,写得很用心啊。”
贝里尔的脸色变了变。
“主席,我……我只是提些建议……”
韦格纳说:
“我知道。你不是反对,你是建议。那我问你几个问题。”
贝里尔紧张地点点头。
韦格纳问:
“第一条,干部参加劳动影响本职工作。
我问你,咱们去几天?一周?半个月?你离开这短时间里,部里就停摆了?”
贝里尔说不出话来。
韦格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