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让组织部研究这个问题。可以安排家有幼儿的女同志就近参加,或者分批次参加,確保至少一方能照顾孩子。”
韦格纳继续往下翻。
第五份,来自农业人民委员部的一位处长。
“施密特同志:我家在农村,父母年迈,需要人照顾。
我每周都要回去看望他们。如果去煤矿参加义务劳动,可能一个月都回不了家。
不知是否可以安排我去农村参加劳动?这样既能尽义务,又能顺便照顾父母。”
韦格纳笑了。
“这位同志,倒是会想办法。”
施密特也笑了。
“主席,还有更有意思的。”
韦格纳翻到第六份。
这一份很长,密密麻麻写了两页纸。来自財政人民委员部的一位副局长。
开头是这样的:
“施密特同志:关於义务劳动方案,我有几点不成熟的想法,想和您探討一下……”
然后列了六条“想法”:
第一,干部参加劳动,会不会影响本职工作?毕竟各部门任务繁重,抽走骨干,工作谁做?
第二,劳动效率问题。一些干部们没干过体力活,去了也干不了多少,反而可能影响矿上的正常生產,是不是得不偿失?
第三,安全风险。干部们下井,万一出事故,谁来负责?这个责任太重了。
第四,形式主义问题。有人可能会说,这是做秀,是搞形式。我们何必授人以柄?
第五,家属参加是否必要?孩子还小,正是读书的年龄,去矿上劳动,会不会影响学业?
第六,建议先试点,不要全面铺开。比如先让年轻干部去,老干部暂缓,等总结经验后再推广。
韦格纳看完,放下这份报告,闭上眼睛。
沉默了几秒。
然后他睁开眼睛,看著施密特。
“施密特同志,你怎么看?”
施密特想了想。
“主席,这些理由,有些確实有道理。比如家有幼儿的女同志,比如身体確实不好的老同志,比如正在处理紧急事务的同志。这些情况,应该考虑特殊安排。”
他顿了顿。
“但大部分理由,说白了就一句话——不想去。”
韦格纳点点头。
“继续说。”
施密特拿起那几份报告,一份一份地指著。
“这位交通部的副部长,身体不好?上个月我还看见他在运动会上打网球,打得挺起劲。”
“这位商业部的处长,五十三岁就不行了?矿上五十多岁的工人多的是,人家天天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