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捕那天,他的妻子哭著问审计员:
他每天那么早出门上班,那么晚才回家,周末还在加班整理帐本——一个贪污犯,为什么要这样辛苦?”
——马格德堡,舒尔茨
邮差读完这封信,久久没有翻页。
“贪婪也需要用勤奋来餵养。”他轻声重复。
赫尔曼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邮差把报纸折好,小心翼翼地塞进贴身內袋,蹬上自行车,慢慢骑远了。
下午两点,报亭前终於安静下来。
赫尔曼清点今天的营业额,发现卖出的报纸数量是平日的三倍。
艾尔娜在旁边整理零钱,忽然说:
“今早那位林茨来的同志,他说1923年在机车车辆厂见过克劳斯·冯·艾兴多夫。”
赫尔曼点头。
“六年前,”艾尔娜慢慢说,“如果那时候有人举报他……”
她没有说完。赫尔曼知道她想说什么。
如果那时候有人举报。如果那时候的调查足够深入。
如果那时候冯·艾兴多夫处长就被绳之以法——那么1929年7月27日傍晚,约瑟夫·迈尔同志就不会躺在地板上,重伤垂危。
但歷史没有如果。
六年前的冯·艾兴多夫,只是一个“业务精通、作风谨慎”的处长。
六年前的克劳斯,只是一个开奥佩尔的年轻人。
六年前的老男爵庄园,只是一座被列为“文化遗產”的旧贵族宅邸。
六年前那些从亚得里亚海走私来的义大利枪枝,还藏在城南旧皮革厂地下室积灰。
六年里,有太多人可以抬头、可以转身、可以举起话筒、可以在发生。
他们没有。
或者,有人抬头了,又低下去。
赫尔曼沉默了很久。他把空了的饭盒收进柜檯,用抹布擦拭著早上陈列报纸时留下的指印。
下午两点四十分,一个穿灰色套裙的中年妇女站在报亭前。
她不是来买报的。她手里已经拿著一份《人民报》,报纸被反覆摺叠过,边缘起了毛边。
“请问,”她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打扰什么人,
“这附近……有没有公共电话亭?”
赫尔曼指给她斜对面候车亭旁的那个。
她道了谢,没有立刻走。她站在报亭边,展开那份已经读了很多遍的报纸,找到第四版,把《林茨的镜子》最后一段又读了一遍。
赫尔曼没有打扰她。
她读完了。把报纸重新折好,夹在腋下,向电话亭走去。
艾尔娜看著女人的背影忽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