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贪污过一分钱,没有帮任何人走过私,他甚至不认识那个人。
他说那时候他只是个科员,上级拿来的文件,他签、盖章、归档,一天几十份,根本不会去查那家工厂到底生產什么。”
“但是签字的是他的名字。”
他停下来。
“他说,这六十四万马克,每一笔审批单上,都有他这样的科员的签名。
冯·艾兴多夫处长一个人批不出这么多物资,
他需要很多人——需要归档的、核验的、对帐的、发货的——每个人都只是做了自己那一小部分工作,每个人都说我不知道这是违法的,每个人都说我只是执行命令。”
“但每一份物资,都是这样被他们每个人批走的。”
电车来了。这是今天的第四班电车了。少年终究还是没能等来今天的柏林日报。
少年上了车,隔著车窗,赫尔曼看见他靠著立柱站著,书包抱在胸前,下巴搁在书包上,眼睛望著窗外飞快后退的街景。
中午十一点,太阳穿透云层,在街面上铺开一片淡金色的光。
赫尔曼趁这个空当,从柜檯下摸出自己的保温饭盒,打开盖子,里面是艾尔娜今早做的土豆浓汤和黑麵包。
他刚咬下第一口麵包,又有人站在了窗口。
是个穿邮差制服的中年人,车后座绑著满满当当的帆布袋,额头上有细密的汗珠。
“赫尔曼同志,”邮差喘著气,
“今天上午跑了七个街区的送报点,六个卖空了。《人民报》还有吗?就一份也行。”
赫尔曼看了看空荡荡的架子,摇摇头。
邮差失望地嘆了口气,正要转身,赫尔曼叫住他。
“我这里有一份,”他从柜檯下抽出一份边角已经捲起的《人民报》,
“今早自己留著看的,你要不嫌弃……”
邮差一把接过,连声道谢。他没有走,就站在亭边,快速翻到第五版。
第五版是读者来信专版,通常刊登一些关於社区建设、工厂管理的群眾建议,温和、具体、不涉及宏观政治。但今天的第五版不同。
通栏標题:
《读者呼吁:全国清查“冯氏网络”,不让林茨悲剧重演》
下面密密麻麻排了十几封来信摘要,来自汉堡、莱比锡、慕尼黑、德勒斯登、斯图加特……从北到南,从西到东。
邮差的手指按在第一封信上。
“我是柏林机车车辆厂退休工人,1921年入党。读完林茨案报导,一夜未眠。
冯·艾兴多夫处长这样的蛀虫,我们单位有没有?
我不知道。但我回想这十年,確实见过某些干部——业务精通,作风谨慎,从不犯原则错误——却也从不和工人同桌吃饭。
他们的办公室永远半敞著门,你敲门进去,他热情接待,耐心解答,但你走后,他不会记住你的名字。”
——柏林,施滕內贝克
“我是易北河畔一个农业合作社的普通社员。
我不懂工业审批,不懂物资盗卖。
但我懂一件事:我们社的会计,1924年上任,每天提前二十分钟到岗,把办公室打扫得一尘不染。帐目永远清晰整洁,每一个小数点都分毫不差。去年审计组来查帐,发现他用五年时间,偽造了四十七张社员福利採购单,套取现金一万三千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