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面有一部分说的是真的。”沈屿安把书合上放到一边,转过来看着她,“既然是真的,就没什么好怕。我只想问一件事。”
“什么事?”
“网上说你偷过东西——是有原因的,对不对?”沈屿安的目光很平静,不是在审问,是在确认。
沈清晚垂下眼,看着碗里剩下的银耳羹。银耳炖得很烂,红枣去核切成小块,枸杞飘在汤面上。她想起刚回来那几天,沈母每天给她炖一碗银耳羹,她一开始不喝,后来喝一口,再后来喝完。那些银耳羹好像也是从那个阶段起从大块改成了小块,温度也从滚烫调成了刚好能入口。
“对。”她说,“那年冬天零下五度。福利院的供暖坏了两个星期,没人修。我只有一条薄被子,晚上冻得睡不着。后来发现储物室里堆着好几条新棉被——那是捐给福利院的,但院长锁在储物室里,说是要留给‘乖孩子’用。我撬了锁。拿了一条被子,还有抽屉里的五十块钱。”
她说完,等着沈屿安的反应。
沈屿安没有表现出任何震惊或嫌弃。他只是安静地听着,然后问了一句沈清晚完全没有预料到的话:“那你后来还有没有冷过?”
沈清晚愣住了。
“在收养家庭,在街上,在出租屋。”沈屿安说,语气平淡得像在核对一份数据表格,“现在还冷不冷?”
沈清晚没有回答。
她低下头,把碗里最后一口银耳羹喝完,然后把碗放在茶几上,站起来说:“现在有银耳羹。还有煎饺。还有你姐半夜给我开的灯。不冷了。”
她走到楼梯口,回头看了一眼。沈屿安重新翻开书,但她看到他的嘴角那个弧度还在。
她迈上楼梯,走到书房门口。
门没关严。她从门缝里看到沈礼兰坐在书桌前,面前是两台显示器,一台显示宏盛相关文件,一台是正在编辑的应对方案。她的背脊依然笔直,敲字的速度不急不缓,节奏稳定得像心跳监护仪上的波形。左手边的黑咖啡已经见了底,杯子边缘留着一个浅浅的唇印。
沈清晚敲了敲门。
“进。”
沈清晚推门进去,没有说话,只是走到书桌前,把一盒便当放在沈礼兰手边。便当是从楼下带上来的,张叔临走前放在保温柜里的——叉烧饭,米饭和肉的比例对称,是沈礼兰吃了不会皱眉的那种摆盘。
“你还没吃晚饭。”沈清晚说。
沈礼兰看了一眼便当,又抬眼看了她一眼:“你吃过了?”
“吃了。煎饺,韭菜鸡蛋的。还有银耳羹。”
“那就好。”
沈礼兰打开便当,拿起筷子,开始吃饭。她吃饭的动作很规矩,一口饭嚼很多下,筷子拿得很稳,不会发出任何声响——这是豪门餐桌上的基本功。但沈清晚注意到,她夹叉烧的时候会把肥肉的部分仔细地剔到一边,这个习惯和她自己一模一样。
“你在看什么?”沈清晚指了指屏幕。
“那篇文章的来源。”沈礼兰说,“目前能确认的是宏盛那边放的料。但具体的爆料人不太可能是赵维邦本人——他没那么多细节。”
“那还能是谁?”
“福利院的人。或者收养家庭。”沈礼兰放下筷子,调出一页记录,“你的档案被调阅过。去年十一月,有人以‘社会调查’的名义调阅了你封存的部分档案——那段时间正是赵维邦开始调查社区医疗项目的时候。”
沈清晚沉默了。去年十一月,她正在老街上和方医生一起筹备诊所开业的事。那时候她以为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没想到有人已经在暗处翻她的旧档案。
“这些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她问。
“今天下午。”沈礼兰说,顿了一下,“我没有立刻告诉你,是因为还没有确认背后的指使者。现在确认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
“现在。”
沈清晚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一如既往地平静,像深冬的湖面。但她现在知道,那平静底下藏着多少暗流——那些她从来不说、从来不抱怨、从来不在任何人面前展示的东西。
“你以后,”沈清晚说,声音忽然变低了,“有事早说。我不喜欢被人当小孩护在身后。”
沈礼兰看着她。
两个人对视了几秒钟。然后沈礼兰说:“好。”
就一个字。但沈清晚听出来,这个“好”是真的。
因为沈礼兰从来不敷衍。她从不使用双重标准——她能对沈屿安改,也能对别人改。此刻她的应答没有片刻犹豫,而这个“好”字的重量,也早在之前夜晚递来的创可贴里被沈清晚掂量过了。
她忽然想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