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的声明发了。
国会的反击发了。
司法部的审查启动了。
但没有一个字提到那些冻死的人。
没有“哈罗德·詹森”,没有“我不想死”,没有“零下四十度”。
他们在说越权、违宪、叛乱、法律、秩序、权威、底线。
就是不说那些在冬天里坐著坐著就死了的人。
仿佛他们不存在。
仿佛那些信没有寄来过。
仿佛那个在信封背面写下“我不想死”的人,从来没有活过。
一个老人在明尼苏达冻死了。
他的邻居把那行字寄到了哈里斯堡。
陈时安念了那封信。
然后白宫说:越权。
国会说:叛乱。
司法部说:审查。
没有人说:这个人不该死。
没有人问:下一个会不会是我?
他们把法律当盾牌,把秩序当藉口,把冻死的人当成数字——不,连数字都不如。
数字至少还会被统计。他们连统计都懒得统计。
填一张表,叫一辆车,拉走,完事。
但陈时安提到了他们。
只有他提到了。
所以在那些快要冻死的人眼里,在白宫和国会都选择闭上眼睛的时候,那个愿意睁开眼睛的人。
不管他穿什么衣服,不管他宣布希么战备,不管他是不是越权。
他是唯一一个看见他们的人。
於是翌日。
全联邦各州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游行。
不是人民党组织的。
不是任何人组织的。
是人们自己走上街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