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照野看见我犹豫。
“你可以说。”
我把原话告诉他。
他拿起一张二〇〇九年的票,放在桌上,又拿出一张更晚的汇款回执,是付给异地一家小报的寻人广告费。
“他不再去你家,不是认了。”
我看着那些日期。二〇〇九年,我在读初中。母亲管得严,不许我放学在外面玩;姨妈有时接我,路上会说,咱们一家人总算把日子过下来了。
那时候,另一个人还在坐长途车,去找我们已经不愿再提的人。
“我妈没有跟我说过。”
这次陆照野没有回答。
我听见楼上小孩跑过地面,椅子被拖动,厨房里冰箱的压缩机停了。沉默并不很久,却足以让一句没用的辩解留在我们中间。
后来他递给我一张便笺,问那是不是姨妈的字。
纸上只写着一个见面时间和地点,还有“已说明,无更多情况”几个字。我认真看过,说像,但不能仅凭这个断定。他将便笺放回去,没要求我一定认。
箱底还有一张小学的检查,我本来以为放错了,准备递回去,陆照野却看了一眼,说可以看。
检查是他写的,字很大,断句乱。事情发生在母亲失踪后不久,他和同学打架,把对方嘴角打破,老师叫了父亲。
“为什么打?”我问完,又说不方便可以不讲。
“那个人说我妈跟有钱人走了,让我找她要钱。”
他把纸放到桌上,语气比讲建筑的时候硬了一点。
“我先动的手。我爸赔了医药费,让我道歉。我当时觉得,他为什么连这个都不替我。”
检查背面有陆建平的签字。字压得很重,纸几乎被划破。我看着它,没有把那位不断寻找妻子的男人想得无所不能。他还要上班、养孩子,站在学校办公室里听老师说明情况。
“后来他跟你说了什么?”
“没怎么说。回家给我下了面,问下次能不能先走开。我说不能。”
陆照野停了一会儿,往窗外看。
“我那时特别希望有一个人被打了以后就会闭嘴。结果那个人不说了,别人照样说。”
我把纸推回给他。他没有笑话小时候的自己,也没有替自己找一个高尚的理由,只将检查折回原来的折痕。
我想起自己在学校,也被人问过父亲。母亲教我说他在外地工作,后来同学家长知道得多,我又改说不知道。每次说完,都要观察对方是不是信了。
我把这件事告诉他。
他问:“你是不是很怕别人接着问?”
我点头。
“我后来也是。”
这一次,他没有比我先走出那个年龄。我们在两张不同的课桌后面,害怕过相似的目光,只是别人递给我们的故事,一个让人同情,一个让人羞耻。
我低头喝水,水已经凉了。陆照野拿起壶,说可以换热的。我说不用,握着杯子把那一口慢慢咽下去。
桌上的纸没有因此变少,窗外也没有突然亮起来。但在那一小会儿,我不再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带着别家谎话登门的人。
“你爸有没有说过我?”我问。
陆照野手上的动作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