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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8章 崇祯的小动作（第5页）

明代中期，大量商人在经商地定居，‘婚姻于此，衣食于此，与土著世产者非有别也’。

但这些商人的子弟要参加科举，必须回千里之外的原籍考试，非常不便。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明廷于万历十三年在两淮正式设立商籍，比照河东运学事例……附民籍收考，特许流寓扬州的山陕商人子弟直接在扬州参加科举考试，特七个名额。

大明通过商籍入仕的人不少，比如张四维，嘉靖三十二年进士，官至内阁首辅，是明代由商籍入仕的最高级官员。

还有嘉靖二十年进士王崇古，官至兵部尚书、宣大总督。

王崇古出身晋商世家，其兄王崇义是当时有名的大盐商。

虽然明代明令禁止官员及其家人从事盐业，但王家势力庞大，无人能治。

巡盐御史曾上奏要求治罪崇古，最终不了了之。

商籍最大问题就是学额的问题，盐商群体极其庞大。

以扬州为例，侨寓的山陕、徽州盐商成千上万，子弟更是众多。每年只有寥寥数人能通过商籍进入官学。

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商人子弟即使天资聪颖，也只能望额兴叹，被迫回原籍考试。

这跟后世的学位是差不多的情况。

大明的学额是固定的，这就跟后世学校招生差不多。

明初，洪武朝，朱元璋重视教育，学额相对宽松。

府学每年录取40名，州学每年录取30名，县学每年录取20名。

可随着大明读书人越来越多，而学额不变，竞争开始变得激烈。

一个县的学额是固定的，给了商人几个，本地人就要少几个。

本地士绅会认为，商贾之子凭什么抢走耕读传家的本地名额？

都去外地发展了，还回本地抢学额？

所以崇祯说赏赐商籍学额，这对商人来说，可谓是极其珍贵的，是有钱也买不来的。

明代商人的最大焦虑是什么？

是我的钱怎么传下去。

银子会花完，生意会败落，但如果家里出了个当官的，整个家族就有了政治保护伞，有了社会地位，有了持续发展的根基。

看看张四维、王崇古的例子就知道，他们是晋商出身，通过科举入了内阁、当了尚书，整个家族就从盐商变成了官宦世家，绵延数代不衰。

没有这个学额，商人再有钱，也只是有钱的商”，子子孙孙还是商人。

有了这个学额，哪怕只出了一个秀才，这个家族就有了转士的可能。

转化成后世的视角，便是说你的孩子不用跟几十万百万人竞争高考，我给你一个清北的保送名额。

朱慈烺倒是没多想，觉得崇祯这法子还真不错，便拱手作揖道：“父皇圣明。”

崇祯嘴角忍不住的翘起，连忙喝了口茶水，感觉心里极其爽快。

学额的事情，崇祯很清楚，可在北京，想用学额捞钱，崇祯不敢，也做不到。

不敢是舆论的枷锁，东林党的道德高地。

在祖宗之法和清议面前，随意赏赐学额，尤其是捐银者方面，等同于毁弃斯文，是会被钉在耻辱柱上的。

如果崇祯当初敢用这个事搞钱，第二天就会遭到整个文官哭谏，死谏。

御史们的奏疏会把他骂成‘汉灵帝’。

东林党人最擅长的就是把任何财政问题上升到道德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