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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拉向生命之外的猛力（第3页）

在他们中间复活。（DⅡ166）

将自己当年的结婚礼服交给第三代人穿，与之相应，安娜获得祖母的新娘衣，这一仪式意味着将新婚者纳入家庭谱系，尤其指将埃利斯这位外人融入家族传统。他将身着安娜祖父的婚服，被众宾客恍然间误以为死者复活，这一乔装所带来的戏剧性效果是在调侃时间和死亡，仿佛时光倒转，家族各代之间的断裂被弥合。婚礼随之成了排演这出微型剧的舞台，祖母希望以此展现，死者不仅长存于家庭的集体记忆中，而且可以象征性地重生于年轻一代。众宾客由此不仅重温对死者的回忆，而且目睹过往人物的生命在新生代中得以延续。祖母由此将个体的死亡宿命转化为家族成员的永恒循环，建立起由传统所保障的生命整体。婚礼礼服的排演效果依靠和彰显的是人的身体，而这正是山女王所排斥的生命元素。她对人身体的恐惧感近乎于痛苦，祖母则已完全超越生命变故，包括死亡恐惧：

我不再害怕：

这把年纪已不容我如此，

一切在我眼里皆透明似玻璃。（DⅡ171）

山女王诋毁人的身体性所带来的生死命运，达尔斯约一家则充分肯定和张扬人的身体性，把床——媾和、出生和死亡的地点——供奉为维系传统的圣榻，它为家族带来新的传统继承者。山女王的世界散发出纯精神的清冷光亮，达尔斯约家则是人实现充实生命的场所，家庭成员之间联系紧密，这一生活模式正是《愚者与死神》中克劳迪奥所向往的，他望向窗外时，遥想城市居民的休戚与共。

山女王与祖母代表彼此对立的生活世界，一者为处于时间和社会之外的纯精神存在，另一者是处于时间之流中的人类生活共同体。日耳曼学学者艾尔肯（GüntherErken）将祖母视为社会世界里的无冕女王：“通过这个人物，霍夫曼斯塔尔塑造出与山女王国度隐秘平行的现象，同时是与之抗衡的最强力量。”[13]在这两位女性人物周围各聚集两个形象：山女王国度里还有其情人托贝恩和仆人阿格玛特，祖母身边则是儿子和孙女。在这三位一体的两极群体组合之间徘徊的是埃利斯。他对生命的厌恶使他通达地底国度，被山女王遴选为其魔法师。但她认为埃利斯尚有对尘世的渴望，他必须暂时返归尘世，以便摆脱所有渴望，然后彻底抵达地底世界。这一辩证的发展路途还可见于霍夫曼斯塔尔的诗体剧《小世界戏剧》（Daskleier，1897），其中的匿名人物年轻男士说道：

我到处期待看见一条小径，

它开始时从她身边引走，导向众多考验

却又神奇地引回她身边。（GDⅠ139）

埃利斯的路途是在托贝恩的指引下到达达尔斯约家，所承受的考验是与安娜的一年恋情。[14]在法伦矿井的一年期间，埃利斯的内心呈互相矛盾的双重发展轨迹。就显的层面而言，他成功地融入矿井和达尔斯约家，这具体表现在三方面：他是能干的矿工，在先前濒临枯竭的矿井中挖掘出新井道，被视为达尔斯约家的福祉，并赢得矿井主的赞赏和信任；达尔斯约不仅希望招他为婿，而且打算让他做矿井接班人；埃利斯还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安娜的爱，他对生命的厌恶感逐渐消解，感觉自己又重新开始呼吸。

可是，与这一心理治愈过程相平行的隐性运行轨迹是，埃利斯与山女王国度的距离日渐缩小。这同样可见于三方面：他在矿井这一“母体”里的劳作符合他对地底世界的渴望，是在为他即将迈向此国度做准备；他越是陷入与安娜的恋情，就越发受制于山女王的魔力召唤；他越是感觉到达尔斯约一家希望他在此扎根，愈发充满内疚地意识到矿工生存不过是他通向地底世界的过渡站，他注定只是过客，他对达尔斯约忏悔道：

我是居无定所者、无家可归者，

[…]我长久地在你们桌旁掰开面包

不敢直面任何人的脸，

心里满是可怕的自言自语。（DⅡ143）

这一隐一显的双轨发展造成埃利斯日益尖锐的内心冲突。他面对的是非此即彼的两难抉择：个体存在抑或家庭生活，永恒的精神存在抑或根植于家庭传统中的有限生存：

他注定不能结婚，这使他经历所有的痛苦历程；既有突如其来的苦痛，又有伤感的弃绝，先有疯狂的反抗，最终是沉钝的听天由命；这些对立之间的张力[…]使得第四幕成为剧作最感人肺腑的部分。[15]

由于婚姻是缔结生活共同体的关键步骤，埃利斯内心张力发展到极致的必然结果是，婚礼举行与他去往山女王国度这两个事件在日期上的重合。他在一夜的冥思苦想后，最终选择“精神里的生命，放弃时间中的生活”[16]。霍夫曼斯塔尔在手稿《自我回顾》中写道，《法伦矿井》是“关于诗人生存的分析”（RAⅢ608），即诗人在文学创作与尘世生活、孤独个体与家庭生活之间的二律背反。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多次提到自己所切身体会的这两种生存状态并存的悖谬，并庆幸能维持两者之间的平衡，例如他在1912年6月20日致奥托妮·德根菲尔德（OttonieDegenfeld）的信中写道：“有时候显得很矛盾，既是诗人，又是人、同代人、已婚、为人父、巴德巷5号的男主人，这似乎全然不可思议。”[17]两天后，他在致友人鲁道夫·伯夏尔特（RudolfBorchardt）的信中重提这一话题：“我不必因为是诗人而停止作为人的存在，这是我的无限幸福——我内心的人不孤独，拥有许多友谊、爱，为此幸福难抑。诗人却是孤独的，他怎么可能不孤独呢。”[18]

三

埃利斯在法伦矿井的一年作为前往山女王国度的准备和过渡阶段需要经历负面意义上的“净化”，即彻底摆脱对尘世的渴望。这一渴望集中表现于爱情，他应经历对安娜的爱由萌芽、发展到弃绝的全过程。由于在他俩相遇之前已发生他与山女王的会面，埃利斯在结识安娜时已知道这一爱情关系注定是悲剧结局，却仍陷入与她的恋情，这主要出于以下两方面动机：第一，他将安娜预设为自己生命的忆念者：“因为你应当怀念我，应当！”（DⅡ132）由于知道自己的去日不远，他担心被世人所遗忘，为此赋予安娜记忆者角色，将之塑造为“死去的纪念碑”[19]。他力图借助被爱者的特权保证这份记忆的长久，却不顾及这将对恋人造成的伤害，因为悼亡者必然遭受深切而长久的痛苦。第二，按照山女王的预设，埃利斯与安娜的恋爱只是为了铺平他通往地底国度的道路，因为安娜代表他对生命所怀的最后渴望。这一目的将恋爱工具化，恋人随之成为牺牲品。他在步入地底国度时告知安娜：

你得站在这儿，当我走进时，

我得抓住你，并将所有渴望和

所有混沌无意识的愿望

全部倾注于你。我们得玩一场游戏

一场甜蜜而困惑的游戏。

[…]

你也是一颗星辰，

最可爱、最富生命力、最后的一颗，

它必须陨落，以照亮我的路。（DⅡ169f）

恋爱者的游戏态度排除责任和道德顾虑，这与《愚者与死神》中克劳迪奥的态度如出一辙。后者被称作永久的游戏者，恋爱只为寻求短暂刺激，对女友感到厌倦后随即将她抛弃；对埃利斯来说，恋爱的魅惑仅在于追求过程：

所有绷进愿望里的弓弦

已断，一旦目的达到，[…]

我曾拥有你，你不再意味几许。（DⅡ170）

上述动机使得埃利斯这一人物从伦理上很可置疑，霍夫曼斯塔尔在一封信中描述道：“在我的想象中，主人公是魅力、粗暴和可怕的混合体”[20]。这也是安娜在得知埃利斯与山女王国度的关联后对他的新认识。在婚礼举行的前夜，安娜看见托贝恩——她从小就听说关于托贝恩的故事，他抛弃妻子孩子，去往地底国度，安娜听到他与埃利斯的交谈，终于明白恋人原来是厌世者并终究属于山女王世界。她的反抗随即瓦解，因为她意识到自己无力与具有超自然威力的山女王搏斗，她与埃利斯的联姻愿望彻底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