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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愚者与有焉（第3页）

仿佛无尽的惆怅，

又像无休的希冀，

似乎自那些古老静寂的墙壁

我的生命清亮流淌而进。（GDⅠ287）

琴声使得克劳迪奥凝滞的感知重又流动起来，治愈他的“耳聋”，点燃他内心“所有甜蜜的火焰，丛丛又簇簇”（GDⅠ288）。他感觉到“神性人性”（GDⅠ288）、“前所未料的生命”（GDⅠ288）。如此神奇的疗救功效恰恰是视觉艺术品所未曾达到的。死神的音乐不仅治愈克劳迪奥的感知和情感僵硬状态，而且唤回他对旧日时光的美好回忆，即童年时他与生命的和谐统一：

我那时如何感到内心充盈欢欣，

生命大环中的活链一记！（GDⅠ287）

这一回首往昔的重要意义在于，克劳迪奥对理想生活的憧憬从对窗外生存模式的空想返归个人记忆，回溯到他自己的原初生命感觉。他终于醒悟，幸福生活模式蕴藏在他生命历程中的早期阶段，他所寻觅的是他所失落的。这一内视图在过去中找回未来愿景，启发克劳迪奥把过去与未来相联结，以此作为克服生存危机的有效途径，有助于他告别以“生活在别处”为准则的虚幻向往。

孩提时代的美好生活状态这一遥远过去经由死神的小提琴乐声重返克劳迪奥的记忆，而他还有另一重较近的过去，即他在唯美生存状态中曾拥有和背叛的三重情感（亲情、爱情和友情），这多重记忆同样依赖于死神的“召唤”，这次是借助他的导演艺术，即请三位死者（克劳迪奥的母亲、女友和朋友）先后出场，各自以独白形式倾诉心声。被短暂唤回人世的死者是这场戏中戏的“演员”，先前在剧中几乎唱独角戏的克劳迪奥这时被死神“导演”规定只能做沉默的观众：

站在那儿，闭上嘴，看这儿

和学习[…]（GDⅠ291）

死神所导演的这出微型三人戏迫使克劳迪奥通过听和看进行换位思考，有助于打破他虽聪明却仍“愚”的困境，照亮他记忆的黑匣子，展现出他之前反思所回避的伦理范畴，相当于一出道德训诫剧。霍夫曼斯塔尔在1893年4月9日的日记中这样谈到这出戏对克劳迪奥所产生的功效：“当这些复活的死者相继出现，他感到晕眩铺天盖地般袭来，[…]并深深为整个存在感到诧异”（RAⅢ358）。三位死者的“台词”都围绕他们与克劳迪奥之间的情感纽带以及这一纽带的断裂。母亲首先如此概诉自己的生活：

三分之一是痛苦，

三分之一是辛苦，

三分之一是忧心。（GDⅠ292）

辛苦和忧心可算作宽泛意义上的苦痛。母亲一看见柜子就忆起克劳迪奥孩提时曾撞在柜角上，额头出血。她对此记忆犹新，由此可见她在儿子成长过程中所付出的心血和承受的担忧。母亲的照顾和关爱却被他忽视。面对儿子的冷漠，她日益陷入孤独和生命的虚空，深夜常徒劳等待他的归来，白天寂寞难捱：

白日如此过完：只是头脑空空

无所可为：混沌的轮子在转圈

充满预感和梦沉沉的、

神秘的痛苦（GDⅠ292）

痛苦显然贯穿母亲的生活，日夜伴随着她，成为她的生命基调。她以第三人称讲述关于克劳迪奥的回忆，委婉道出哀怨；第二位出场的死者——克劳迪奥的女友——则以第二人称直接对他吐露心声：

然后你把我

抛弃，不在意而残酷地，就像孩子

玩厌了时，任花零落……（GDⅠ293）

克劳迪奥对爱情采取游戏态度，当他对爱情所带来的短暂刺激感到厌倦时，立即通过绝交信终止关系。这给女友造成深重痛苦，她回忆道：

当然，你伤我很痛，那么痛…

不过什么结束时会不痛呢？（GDⅠ293）

痛苦必然属于爱情关系的终结，女友由此将个人的痛苦普遍化。她的语气虽凄婉痛楚，却也不乏柔情，尤其是当她忆念短暂恋爱中的幸福时刻时。第三位死者——朋友——说出的则是充满鄙视和仇恨的控诉词，他的出场就颇具戏剧效果：“他左胸上插着一把刀，木柄露在外。”（GDⅠ294）他因投身政治活动被害，是理想主义者和为政治目标牺牲者，这与克劳迪奥不问世事的唯美生存以及振振有辞、无所作为形成鲜明对比。朋友最后判定，他虽被杀而死无葬身之地，却比克劳迪奥活得强三倍。

朋友左胸（心脏所在的位置）上的刀还象征着克劳迪奥给他带来的内心痛苦，这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克劳迪奥接受他的忠诚友谊，却不给他平等的朋友地位，他俩的友谊更多是主仆关系；二是克劳迪奥夺走他所爱慕的女孩，厌倦后又扔给他。这就在两位死者——女友和朋友——的控诉之间建立起关联，昭示出克劳迪奥对爱情和友谊的双重背叛。随着三位人物的次第登场，戏剧性逐步增强，这正是霍夫曼斯塔尔的创作意图：“程度的加强在我看来在于，母亲的出现里没有指责，女孩的话里有温和的指责，朋友则发出最为激烈的控诉。”[20]

三位死者的叙述断片是在间接刻画克劳迪奥，他们的出场具有双重功效。首先，他们作为克劳迪奥的对比性角色，母亲的忧伤反衬出他的冷漠，女友的深情对照出他的游戏态度，朋友的牺牲行为影射出他的唯我独尊。三位死者都曾因克劳迪奥这位“永远的游戏者”（GDⅠ294）而深受伤害，但他们通过真挚深厚的情感和无私无畏的牺牲行为赋予生命以价值、意义与尊严。克劳迪奥的唯美生存则缺乏目标和意志，不顾道德与义务。其次，三位死者的“现身说法”证明，克劳迪奥的唯美生存状态不仅意味着欠缺，还包含对他人的亏欠。他错过与他人建立亲密联系的多重机遇，以至于陷入目前的孤零人局面，这一因果关联是他在之前的自诊中所一直回避的。他之前的自怜不乏自恋，是在逃避道义上的罪责、歉疚，他甚至将责任推诿于艺术品。与三位死者的重逢终于使他深感羞愧和懊悔，这从他的身体语言可以看出，例如母亲退场后，他把脸埋在双手里。羞耻感说明，他接受了不同于唯美信念的道德标尺并以此评判自己的过往，尽管懊悔于事无补，因为出场者的死者身份导致他们的命运已无从改变。

克劳迪奥面对死神的态度在剧中发生重大变化，从恐惧抗逆转为认同赞颂，从“贪生怕死”突变为“视死如归”。死神的不期而至使克劳迪奥大为震骇，他突然感到死之恐惧和生之渴望这双重情感：

最深的生命渴望在我心中叫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