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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蒋介石的维系哲学观（第3页）

◎满街是狗。

韩复榘部师长曹福林驻周村，与周村公安局长韩的亲信高金峰不睦。高乘曹不在，将曹的好友商会会长逮捕押省。曹伺机报复，适逢韩的高级侦探队的三名队员在饭馆就餐时把他们抓了起来。随即发电向韩询问，说是抓到四个冒充侦探队的罪犯，并伪造了四个名字。自然韩回电说侦探队无此四人，下令让曹枪毙。不料军法处认识高金峰，知道他明明是公安局长，于是将他释放。高获释后径逃济南，向韩哭诉原委。韩开始大惊，但因这恶作剧是曹福林干的，而曹又是他的台柱之一，只好不了了之。

◎二宠相斗。

综合起来，结论是：蒋介石所谓的“行”既不是抽象的概念，也不是具体的行为，更没有特定的界说，是一种由人所产生，同时独立于人之外的肆行无忌的怪物。它是道德体验的过程，又是道德意志的弥散；它是超出人之外的宇宙法则，又是人的经验感知和具体活动；它意味着实践，也意味着感觉和思维，它明明把宇宙万物所有“活动”的现象全包括在内，却又明确地声明：行不是动，道德家的梦呓与阴阳家的谶记相互穿插；唯灵论的物具表象和经验论的感知经验并行不悖。在世界上，也许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如此随心所欲，逻辑混乱的哲学了。

然而，蒋介石并没有发昏热，也根本不是一个妄想型的哲学家，在他看来，只有这样一种无所不包的“行论”，才能把内向的依附道德的体验与外向的为集团发展的具体行为结合起来，才能用王阳明的知行观偷换与王阳明性质完全相反的孙中山的知行观。从而在哲学领域以孙中山的继承人自居。

姜桂题为毅军的统领，为北洋军的老前辈。袁世凯对之以“叔”相称。姜在袁面前说话很随便，惯带脏字儿口头语。对北洋后辈，开口便称“小屌孩儿”，对袁也不例外，有时甚至当着袁的面端起痰盂小便。袁对他也莫可如何，还时常送钱给他。

◎老将一饭三矢，痰盂够吗？

直皖战争，直系战胜，北京政府通缉皖系所谓的十大祸首。十大祸首的照片，总共只寻出了八张，其中丁士源、王郅隆的，遍觅不获。往后一问，才晓得这两位仁兄平素绝不照相，无论公私宴会、盛大场合，有人要给他们拍照，必定百计辞却。主事者无计可施，竟将当年著名的扒手马二顺子和萧国桂二人的小影附列其后，说明马萧和丁王有虎贲中郎之似，聊备一格，作为参考。

◎辱没了扒手。

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虽然带有知行二元论的偏颇，然而他以“行先知后”和“行以致知”为核心的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却强调了主体见之于客体的实践的重要性，同时也从实践的目的出发，说明了理性认识的决定性意义和认识过程的艰辛（知难），充满了唯物主义实践——认识的精神。虽然存在否定后知后觉认识的必要性，和割裂认识与实践的不当，但是通观他的哲学观，却是知行并重，既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又强调了实践的目的在于获取“真知”。也就是说他的知与行，是指的认识与实践。

1915年11月3日，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在沪遇刺身亡，被袁世凯下令追封为一等彰威侯。时人道，袁世凯第一次给汉族人封爵就封了一个死人，真是不吉之兆。果然，尔后的大封爵成就了一场新华春梦。

◎如是吉兆又如何？

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张作相率领的二十七师一路从关内退到锦州，便大肆抢掠。张作相召集官兵讲话，到场诸公寥寥数人，都发完财逃回家去了。张见状大哭一场，自请取消二十七师番号。

◎有钱谁还当兵。

宁夏军阀马鸿逵以贪婪著称，他的部队薪饷最低，隶属冯玉祥时，冯曾赏给马部每人五元大洋，但马将这笔钱全部独吞。有人劝他应多少发一点鼓舞士气，他答道：“赏洋吗，狼吃羊羔，咩（没）了。”

◎狼牧。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学说恰恰与孙中山的知行观相反，知行合一，其实是以知取代行，“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①王阳明所谓的知不含有认识的意义，所谓的行也不包含有实践的意义。对于他来说，“心外无理，心外无事”，“意之所在便是物”（王守仁《传习录》上）。知不是主体见之于客体的认识过程，只不过是某种主观映象的显露，而这种主观映象又是与先天存在于人内心的封建道德准则——天理相关联，所以“知”即“良知”，“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之物之，则事之物之皆得其理矣。”（王守仁《传习录》中）所以王阳明的知与行，只能说是一种精神活动，一种内在道德的解悟与参验过程。与孙中山的以实践—认识为特征的知行观完全不是一回事。然而，蒋介石却认为：“尽管王阳明所讲的‘良知’的知，是人的良心上的知觉，不待外求，而总理所讲‘知难’的知，是一切学问的知识，是不易强求”，但“‘知行合一’和‘政良知’的学说，是与总理‘知难行易’的学说，不惟不相反，而且是相辅的行由。”蒋介石一方面用王阳明阉割了孙中山的哲学原意，把孙中山意为实践的“行”偷换成王阳明的“知”，把“行”变成“致良知”的过程，变成一种主观道德的参验，自我道德根性的解悟。另一方面，把“行”当成了专为后知后觉们准备的“苦工”。如果说，孙中山由于知行二元论所导致的“知难”前提，作出了为了节省工夫和气力，后知后觉可以不必自己去“知”，只要跟着先知先觉们去“行”就可以了的结论，那么，到了蒋介石那里，所谓“一般同志”“知”的权利即认识事物的权利就完全被抹掉了。纵有所谓的“知”，也只是道德的自省和实用技术的熟习。如蒋的一位理论家所说，力行哲学的所谓“知”，“乃人生伦理之知，经世实学之知，可见可闻之知，可行可为之知，非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知，理非穷索冥想之知；故其知有止，止于善，止于行，非善弗知，非行弗知，知其所当知，行其所当行”，②无非是孔夫子“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循规蹈矩地去干，“知其当知，行其当行”否则就是“冥行”，“妄行”以至于“暴行”，“只是发于人欲的冲动或邪说的煽动”。所以，所谓“力行哲学”就是一种只讲义务不讲权利，只要服从不得怀疑，只准卖命不得思索的奴隶哲学。

北洋政府陋规，新总统到任，例由财政部筹拨150万元，由总长亲身送交总统，作为到任后的零用；总统留100万元，余50万元交各部总长。此项恶例由袁世凯开始，每届总统都是照办。徐世昌当总统，曹汝霖照例送交150万元，徐竟全数留下，曹不好意思要，其他阁员当然也不好意思张口，便无形搁置。

◎钱跟谁有仇？

张钫（陕西辛亥革命领导人）见袁世凯。袁问张多大啦，张答曰27岁。袁哈哈大笑说：“去年才26岁，竟能统率大军，独立方面，总算不容易。”接着袁正色告诉张三句话：“一不要着急升官，二不要贪钱，三要多读书。”见毕，步兵统领江朝宗说张钫：“老弟太老实了，你如果说30岁，总统一定升你的官。”

◎年轻的就是吃亏。

安福国会选举总统，有废票上书“渔翁”二字，暗示段祺瑞、冯国璋都想当总统，势均力敌，鹬蚌相争，徐世昌渔人得利。曹锟贿选有废票“五千元”，标出贿赂议员的价码。还有废票“三立斋”（贿选机构）和“孙美瑶”（临城劫车的大土匪）。

◎玩笑只当它玩笑。

1918年，冯国璋为了当上正式总统，四处派人活动，希图得到各方的支持。张宗昌作为他的亲信，被派往山东。张宗昌作为冯副总统特使在山东活动期间，带马牟8人，携带大批财物，衣锦还乡。向乡绅亲友广赠礼品，并广发请帖，为其父祝寿。花800大洋请人为其父写寿序。写寿序的人一向鄙薄张之为人，于是在文中借古讽今地将张宗昌辱骂一番。张毫不知晓，反以为荣。

◎文人痞气。

哲学的目的，就在于探索真理，哲学的产生也恰是由于人类渴求解开自身与世界之谜的切望。人的行为，人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之所以有意义，恰在于它探索真理的功能。认识和实践两者密不可分，同为主体见之于客体的中介，只有通过这个中介，人类才能接近她的切望。显然认识和实践又是不可相互替代的，用一个取代另一个意味着这个中介的全体消失。蒋介石恰是用一个取代另一个，在替代过程中抽掉这个中介的内涵，形成一种功利性极强的重在道德解悟和盲目苦行的实用哲学，这种哲学名副其实可以称为维系哲学，尽管有孙中山的门面和王阳明的内核，它毕竟是一种既非孙也非王的东西。从哲学的根本意义上讲，它不过是一种反哲学的“哲学”。

注释：

①王守仁：《传习录》上。

②孙天民：《行动哲学与军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