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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蒋介石的维系政治观（第3页）

1931年，龙云在云南进行军队整编，触及军队高级将领的利益。于是卢汉等四个师长召开“倒龙”会议，在昆明贴出标语，却是号召军队忠于龙云，要消灭唐继尧的势力。会后，四师长给龙云送交了一封“最后通牒”，要求“清君侧”，驱逐龙云几个谋士，并已动手逮捕了其中几个。龙云闻变，立即离开昆明，以回乡扫墓为名，在昆明不远处隐蔽下来。龙云的突然出走，反而使四师长不安起来，他们又发了一个通电，再次攻击那个已经不在人世了的唐继尧。最后在龙云得到了蒋介石支持的情况下，四师长中的三个彻底屈服，亲赴龙云住处，下跪痛哭，自认错误。一场政变从此烟消云散。

◎心不狠不能做大事。

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如此强调所谓“最高统帅的命令”，以至于后来把他的命令神化到了类似于皇帝的圣旨，部下接到他的手谕竟要像“接旨”一般的虔诚和恭敬。因为保住他和他的集团的命，就意味着要其他军阀的命，完全听“最高统帅”的命令，就意味反抗地方军阀的命令。服从命令不是为了别的，甚至主要不是为了战场上的指挥通畅，而是为了“尊君”。为了方便起见，还是让蒋介石自己来结束他的命令论吧：“管子说‘凡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今。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令轻则君卑，君卑则国危。故安国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严罚。’又说：‘明君察于治民之体，莫要于令，故曰：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王者死而无赦，唯令是视。’这就是说，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东西，莫过于命令，我们要奠国家于磐石之安，要服从领袖；但是服从领袖，就是要服从领袖的命令。”

韩复榘见蒋介石，宋美龄每称之以“常胜将军”。韩为此很得意，每对人言：蒋夫人见到我，总喊我“常胜将军”，从不喊我名字。我的老上级冯先生见了我，则是“韩复榘长，韩复榘短”地喊我，连个向方（韩的字）也不肯叫。

◎人不怕恭维。

马鸿宾当甘肃省主席，为了巴结上头，给蒋介石和中枢要人送马致敬。拟送蒋介石4匹，何应钦2匹，张学良2匹，邵力子1匹。送马代表到了南京，先见马鸿宾的叔父马福祥，交阅致各要人的信件。马认为措辞不当，另行改写，又看了所送的马匹，经过长途跋涉，毛皮干燥，上乘变为下驷。结果送马代表连要人的大门都没进去。

◎惜哉，马匹不会拍马。

蒋介石的法纪论，即使从外表上看，也不过是法家意味的纪纲，野蛮的军纪和临时性的命令的混合体，其精神实质则是不要法律和蔑视法律，他所提到的法，仅仅是刑法，是多少代传统王朝“刑不上大夫”的治民之法，真正的法律精神，在他的论中**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则是**裸皇权意志的外溢——人民基本法律权利的践踏和统治者的随心所欲，推崇理学的蒋介石，骨子里是一个法家秦政的信奉者和推行者，在这方面，他比他的前辈袁世凯，走得还要远。

四、自由论

自由是最令蒋介石不舒服的字眼之一。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平等、博爱、自由、民主、人权等的口号，蒋介石有一种天生的反感。他不止一次地流露出对以科学民主为旗帜，以全面文化输入为特点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恶感，责怪这场运动招来的欧风美雨“毒害”了一般青年，腐蚀了社会风气。他尤其不能容忍的是个性自由这种东西，它已经使许许多多愚鲁可爱的青年变得不安分起来，在他看来，“青年的个性应当是良知，不能发展其兽性”，因此，“五四运动的目标是完全的失误，它抛弃了中国固有道德，反而引进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东西”。尽管时时自称是孙中山的信徒，但他对孙中山之于“五四”的评价，根本不屑一顾。

罗泽洲是四川军阀中最不乐意出头招风的一个，别人都是编制大、帽子大而枪少兵少，而他却偏偏帽子小而人多枪多，他受蒋介石委任当陆军第二十三师师长，却也不放二十八军（邓锡侯部）第十一师师长的头衔。他最盛时拥有过十八个团，相当于四个师的兵力，装备也超过其他川军水平，但终其一生，他的部队始终没能打出“高于师的旗帜”。

◎小农意识。

1935年蒋介石收买了贵州军阀王家烈部下的两个师长，用内外夹攻的办法逼迫王下台。两位师长对王软硬兼施，公然提出劝王下台，他二人还虚情假意地表示将来决不负王。王家烈死到临头仍不觉悟，居然提出让两位师长去城隍庙发誓，表明心迹。当然，师长们也发誓了，王家烈也就乖乖地下台滚出了贵州。

◎榆木脑袋。

然而，蒋介石毕竟顶着三民主义的招牌，以孙中山的继承人自许，而孙中山先生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追求有目共睹尽人皆知，有关民主、自由、平等，孙先生诸多论述，言之凿凿，所以蒋介石尽管有一肚皮不愿意，也不好公开骂娘。无奈之际，只好绞尽脑汁在概念上打主意，用看上去好像十分正当的所谓团体的自由和国家的自由，来取代和否认真正的“自由”。

蒋介石认为：“在政治哲学上有‘小我’与‘大我’之称，小我指个人，大我指由数万万或数千万小我合成的国家，而国家又是一切团体的统一的组织。”既然个人是国家的组合分子，“那自然只有国家的自由，而没有个人的自由，只有国家的生命，而没有个人的生命。”所以“有些人援引欧洲十八九世纪的学说，来破坏我们国民的法治观念，他们看见了卢梭所谓‘天赋人权’的言论，便主张中国的革命，和欧洲十八九世纪的革命一样，要争‘自由’，这是极端错误的，因为中国国家还没有自由，还没有平等，所以所有中国人首先要争国家的自由和平等。”而国家的自由和平等又全系于国民党，所以归根结底要争团体（国民党）的自由。在团体之内，个人要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团体，“只有团体的自由，不能再有个人的自由”。

1928年春，张宗昌与孙传芳率残军与蒋介石的北伐军激战，节节败退。时柴勤唐为山东盐运使，山东悟善社乩坛即由其创办。他乘机向张宗昌献策说：“悟善社习有法术，可避枪弹。”张与孙商量，乃令柴带同习法术士赴泰山试法，习法术士将符缚于鸡身，以枪击之，鸡果然不伤。张、孙大喜，以为恃此可以抵御敌军，当即令法师昼夜画符，令士兵各佩一道，不料符护鸡不护人，士兵照样着枪即死。

◎鸡比人有福。

1918年，段祺瑞为收买曹锟，授意安福国会选举曹为副总统。可议员们嫌段出价太低，不愿投票，四散寻乐。安福大将王揖唐使派员四处提人。其中一路去天津妓院，一口气捉了四十多名议员，然后将这些“肉票”挟持上北京来的专车，押往议院投票。尽管如此，仍然凑不够法定人数，曹锟的副总统之梦到底未圆。

◎大索京师如何？

没有理由能够说明，一个国家对外还没有争得平等自由，它的国民就活该当王朝的奴隶，带着镣铐生活，天经地义衣分五色人分九等，一些人生来当老爷，一些人注定当奴隶，事实上，任何社会群体，小至家庭大到国家，都是由个体组成的，离开了个体的自由，也就无所谓团体的自由，国家的自由。国家的自由是建立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相反，什么叫做国家的自由？一个国家，只要还存在着奴役被奴役，束缚被束缚，那么这个国家的任何人都不能说是自由的，这个国家的自由也就无从谈起。

陈炯明在担任清朝广东咨议局议员时，曾提出一项禁赌议案。由于赌商的贿赂，大多数议员反对此案。于是，陈炯明在表决该案时提出，用记名表决取代惯行的起立表决，赞成禁赌者书一“可”字，不赞成者书一“否”字。表决结果，赞成者只得20票，否决者得35票，此案未获通过。但表决名单，则被陈炯明获知，由时任咨议局书记员的邹鲁把议场情形，全部“可”、“否”票的名单送付报馆发表。顿时弄得“否”派议员声名狼藉，只好灰溜溜地提出辞呈。

◎还是有聪明人。

后起的新疆军阀盛世才，猜忌心极大，对谁也不放心。督办公署大门的钥匙原来由他弟弟拿着，后来他居然从弟弟之手要过来放到他自己的枕头底下。

◎小肚鸡肠。

将国家的自由与个人自由两分的提法，是孙中山晚年的思想，但是，很明显，蒋介石将之无限放大了。以国家和团体的自由，来取代个人自由的理论，不过是一种假借群体名义施行个人独裁和暴政的借口。这一点，蒋介石自己的话最能说明问题，他认为，作为国家和团体的一员，个人除了服从性之外不应有其他的表现性，“有服从性的人，才能够做真正的党员！不能有这个服从性的人，就是党的败类”。服从谁呢？答案是明确的：“革命团体的一切，都要集中于领袖，党员的精神，党员的信仰要集中，党员的权力以及党的责任也要集中；党员所有的一切都要交给党交给领袖。”总而言之，只能有治人者的自由，而没有治于人者的自由，只能有蒋某人的自由（生杀予夺），而没有其他成员的自由，结果谁的自由也不存在，只有一个专制的“帝王”高高在上。在蒋介石统治的某些时段里，不但一般老百姓和普通国民党党员动辄获罪、毫无人身保障和行动自由，就是其他军阀集团的高级成员也逃不脱被监视的命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之民惟需奴性。

◎掉书袋的挨杀。

张宗昌的早年军旅生涯中，曾率一混成旅入湘作战，被南军包围，无计可施。部下褚玉璞急中生智，将作运输用的百头小毛驴赶作前驱，向西北方向突围，张宗昌率大队随后，突围后，百头毛驴无一生存。

◎爹亲娘亲不如驴亲。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与同时代的许多传统主义者甚至某些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一样，对西方平等、博爱、民主、自由的理解往往走入了同一种东方文化的误区。就拿自由为例，首先，蒋介石对自由作了无政府主义的解释，认为“现在一般人所谓的自由，其意义就是‘随便’，不但言论‘随便’，行动‘随便’，生活‘随便’，甚至逾越范围，随便侵犯他人”。其次，他认为自由就是自私自利，发展私欲，发展人的动物性、兽性。最后，他认为自由是与法治相对立的，以为一旦强调了自由，人们就会无法无天，放纵恣肆，“强凌弱，众暴寡”。

什么叫“自由”？第一，自由是人类理性的产物，人类只有进入了理性的时代，才会有对自由的认识，所以说，自由排斥兽性。第二，自由是以不侵犯他人为前提的。严复将约翰·密尔的《自由论》译为《群己权界论》，颇得自由三昧。不错，自由意味着个性的解放与充分发展，但是它却从根本上排斥侵犯，因为侵犯就意味着侵害双方自由的终结。第三，自由与法律是内涵交叉的概念。自由绝对不排斥法律，也只有法律才能保障个人的自由。孟德斯鸠说过：“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①虽然许多无政府主义也鼓吹过自由，但是他们意中的是所谓个人的绝对自由，与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体系中的自由概念是截然对立的两回事。第四，自由是民主的前提。个体自由没有实现，民主就无比谈起，西方民主政治就是在打破封建束缚争得人身自由的前提下实现的。也可以说个人主义是西方民主制度的社会前提，没有个体的自由，民主就无从谈起。

直皖战争，皖系战败。皖系前敌总指挥曲同丰被俘。曹锟本人并未参与战事，偏要过一过受降的瘾，于是在保定光园（曹宅）令曲同丰向曹锟行献刀投降典礼。曲同丰解下军刀，双手捧献曹锟道：“鄙人今天愿意向贵经略使投降，特将军刀献上，宣誓绝不再与贵军为敌。”曹锟双手接刀后，又将军刀发还道：“本使今天愿意接受贵司令投降。贵司令作战勇敢，本使深为敬佩。转将军刀发还，仍请佩带。本使当按照优等俘虏条例予贵司令以最优待遇。”

西北军阀马鸿宾主政甘肃，主持县长考试。为表示他的大公无私，中悬幕布，隔幕问答，然而依旧任人唯亲。

◎男人也垂帘，西太后真多此一举。

为什么蒋介石以及一代中国人会走入这种荒唐的文化误区？对此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由于蒋介石独裁统治与西方民主政治是相互对立的，因此他有意无意地无视自由的真正含义，随意曲解，属于某种出于情感因素而导致的认知失误。另一种解释可以归之为文化因素。自由概念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舶来品，中国人听说自由自严复始，他在翻译《自由论》时，于累累汉字之中竟找不出一个与Liberty相对应的词，几道老先生踌躇再三，只好杜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自繇”应付了事，书名则翻成“群己权界论”。从严几道到蒋介石，时间虽然过去了几十年，而文化背景巨大差异所造成的隔膜与陌生感却并不那么容易消除，群性文化积淀所造就的文化定式，使人们容易以东方的观照来审视西方的事物，所以说，对自由的曲解，对于蒋介石这样一个复古的传统主义者来说，也是自然的。蒋介石曾非常真诚地说过，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讨论民主政治最透彻、最精辟的一部书，比卢梭的《民约论》的价值要高得多。而我们知道，如果说《明夷待访录》有些什么“民主”思想的话，那仅仅是些与孟子一脉相承的“民本思想”，与西方近代的民主思想有本质的不同。这种民主思想在黄宗羲那里虽说阐发得相当激进，但其精神却是连某些皇帝（除了朱元璋）都能欣然笑纳的陈年老酿。

张宗昌一次异想天开，要搞一次“文明结婚”。以十万元的聘金强拉一个妓女和他结婚。因文明结婚需有双方的主婚人，所以他从掖县请来他父亲。但那妓女只有假母而没有父亲，张特给五千元予顾问蓝某，让他先跟妓女的假母结婚。这样双方都拥有了“父亲”主婚。结婚时大肆铺张，甚至派专人从上海定制一双绣花鞋。

◎时髦病。

四川军阀罗泽洲，本名罗鼎臣，1912年年初，他用罗鼎臣这个本名报考四川陆军之官学校第二期，结果榜上无名。但罗不死心，开学那天，他混入一群被录取学生中间，适逢有一与他同姓而名泽洲的学生未到，点名时，一呼再呼，都没人答应，至三呼时，罗鼎臣大胆应名，因得以顶替入校，并终生以泽洲为名。

◎胆大自得将军做。

五、领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