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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蒋介石的维系政治观（第2页）

有聊城乡人通过韩复榘的亲信对韩说，他养了一只驴，能日行千里，准备献给省府。韩闻之大喜，将那驴找来一看，果然不同凡驴，毛色绛紫，而四条腿上长着麒麟式的长毛，一派奇相。当即令在院中试跑，快如飞马。韩见状喜不自禁，重赏养驴人，为邀功扬名又特意给南京蒋介石去电，称山东发现了一只“千里驴”，不仅长相奇特，而且跑得也快，准备进献到南京云云。蒋介石接电后也十分高兴，心想驴能日行千里，堪称国宝一件。当即复电韩将驴送来。“千里驴”送京后，蒋和一班政府大员前往观看，并让驴试跑，结果，那驴短跑还可以，而放长跑，则渐渐露出本相，与一般驴并无不同。一时搞得老蒋哭笑不得，大家败兴而归，大骂韩复榘混蛋。韩用“千里驴”拍马，却拍在了马腿上。

◎驴马近亲，让驴去拍马，自是走亲戚。

其次，党要“一面以保姆的资格，培养社会的元气；一面以导师的资格，训练人民政治的能力”，还有第三面，那就是以君王的资格进行压榨、盘剥和管制，即所谓蒋某人所津津乐道的：“作之亲，作之师，作之君”，整整比过去皇帝倡导的君师合一多了一个，凑成“君亲师”三合一。

如此说来，中国只许有一个党存在，那就是蒋记国民党。蒋介石对此倒颇有自知之明：“如果允许各种主义，各个党派，在国里活动，我们真正的革命党——国民党就一定要失败！”所以，共产党和其他反蒋党派不必说了，就是不痛不痒，小骂大帮忙的党也有碍事之嫌，往往要扫除干净，因为国民党实在是太娇嫩了，多一个人来抢饭，也许它就要饿死。

作为这样一个党，蒋介石认为它至少要具备三个要素：“第一，要有信仰，要笃信三民主义”，因为三民主义是中国可以存在也应该存在的主义，其他的种种“杂念”统统要清除干净，统一信仰才能统一意志，统一意志才能统一行动；第二，要有领袖，因为鸟无头不飞，党不能群龙无首；第三，是“历史”。这一条乍一听有点摸不着头脑，不过不要紧，蒋介石解释了：“换句话说，就是要有气节，要始终如一。”说白了就是要党员们多跟他蒋某人干几年，有一点“历史”。

1942年蒋介石去西宁，马步青、马步芳兄弟诚惶诚恐，小心接待。有次蒋介石在堂院里坐着自带的藤椅，扮出一副正襟危坐的模样，阅览《胡曾治兵语录》，马步芳乘机侍立于其侧，一动不动立正站了一小时。而马步青则在外院副官处打盹，及至有人提醒他去随侍，他还不敢前往。此后，蒋感到马氏兄弟兄不如弟，马步芳日益占上风，马步青的兵反而也让给了弟弟，马步芳并获得了一批美式装备。

◎谁叫你打盹来着！

1930年中原大战，胶东军阀刘珍年受到蒋介石和冯、阎两方面的拉拢，刘从开仗到战争结束，两面要钱要枪，既不表态偏甲偏乙，也不宣布中立，引起两方的不满。

◎钱多不咬手。

对于这样的党，军人是首先而且必须成为党员的，因为军人带兵，有兵权，不入党就有可能成为“个人的工具，做个人的走狗”（当然这里的“个人”是绝对不包括蒋介石的）。成为党员就有了组织的约束，想要不听招呼，就没那么容易，因为还有“许多革命的种子，种在士兵里，使他们来监视我们官长的行动，不准官长有像陈炯明这种叛逆行为”。国民党在军队里的组织，就是明明白白锦衣卫和东西厂，有了这样的特务网和监视网，至少在嫡系武力中，想用从前的方法，拿个人的伎俩以遂其领袖之欲望，拿着团体派别去迷惑他的部下是相当困难了，老军阀尾大不掉，自身分裂的毛病，在蒋介石看来是轻多了。

其次，有知识有才能的人应该入党。因为这些人最危险，如果不肯入我彀中，才能愈大，知识愈多，其危险性也就愈大，而使国家社会也受他很大的影响，那就非去之而后已不可。反过来，从功名利禄上说，如果不加入国民党，任凭你有何等的聪明才力，也都同没有一样，而国民党的人即使是酒囊饭袋也照样会有高官可坐，骏马可骑。无能与腐败虽然会降低效率，却能增加集团的稳定。

1927年5月，江西朱培德“礼送”共产党人和政治工作人员出境。不久，武汉政府所属部队第二次北伐与冯玉祥会师，朱马上又派人到武汉，装出一副很沉痛的样子对几位原朱部的政治部主任说道：“很对不住几位，总指挥（指朱培德）特意派我来向几位道歉，总指挥亲自说啦，他这一生就是这一次做出了这样对不住人的事。他说他是吃了屎啦，他说他真是吃了屎啦。请几位多多原谅。好在大家为的都是革命，又是同乡人，几位总可以包涵的。你们走后，全军的人都想念你们。休息几天后，还是请回去帮忙。”后来，冯玉祥又在徐州与蒋介石会了面，时局又变化了，朱的邀请遂无声无息了。

◎还是吃屎了。

总而言之，蒋介石的政党论，无非是利用孙中山先生的遗产，借用近代政治的形式，行封建帝王自固的老术，合思想强化、组织网罗、特务控制为一体，推陈出新。无论是党军、党国乃至党教的名目，都是近代西方政治制度所不可想象的，纯属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近代条件下的一种畸变。事实上，对于国民党而言，其对军队和国家政权的渗透，都远没有到位，尽管蒋介石反复强调“党”这种工具的重要性，但实际应用起来，对党的使用，却远没有对军队那样得应手，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蒋介石最后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法纪论

与蒋介石政治观的其他概论一样，蒋介石所谓的“法纪”，也绝非近代意义上的法律与纪律。作为近代西方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法律和纪律是人们日常行为的一般准则，它们不仅规定了行为的禁区，具有约束效应，而更重要的是规定了人们行动的权利，予以人的社会活动的自由。而蒋介石的法纪，只有单一的绳索功能，除了让人服从和驯良之外，还是驯良和服从。

蒋介石的法纪论可以分为军纪论（纪律论）和命令论两个部分。

1927年5月，杨森奉蒋介石之命，出川进攻武汉，结果被打得大败，杨森急切之中换上便衣，拉了磨坊一头驴，仓皇逃命。

◎毛驴有功于军阀多矣！

刘珍年，字儒席，原系张宗昌部下旅长，时张拥兵二十余万，一个小小旅长的刘根本就没被放在眼里。后来，刘叛变投蒋介石，张宗昌与褚玉璞回光返照组织反扑，张褚联军将刘包围于山东牟平，久攻不下。张宗昌坐到系在城西一棵大树上的小板凳上，对城内嘶声喊叫：“儒席老弟，快出来吧！自家人打什么仗？我以前不知道部下有您这么个好人才，班平秀（刘原来的军长）也没报告，我真是瞎了眼，班平秀也瞎了眼。我要是早知道，早把全军交给您指挥了。”

◎跟婆娘一般唠叨。

纪律是什么？蒋介石直言不讳：“就是用法律来维持他的秩序，保持他的系统，这就叫做纪律。”而纪律的“纪”，就是中国古已有之、历代皇帝视为**的“纪纲”。所谓“‘纪纲’两个字，粗浅地解说，就是前人所说的三纲五常，一定要长幼有别，上下有序，阶级次第，分得明明白白，这就叫纪纲”。在此，蒋介石又一次过了复古之瘾，纪律不仅是只管悟空不管唐僧的紧箍咒，而且一下子就跳到了道德领域，变成风马牛不相及的“三纲五常”。当然，我们不能怪蒋老先生发昏热，因为我们毕竟不是西方人，犯不着按近代西方法律范畴来讨论问题，平心而论，从传统伦理的视角审视起来，传统王朝的所谓“法”，实实在在是以维护“三纲五常”为目的，所以说军纪或者纪律就是纪纲，虽然有穿凿之嫌，倒也不失传统法纪的内在精神。

四川军阀刘文辉的侄子刘元瑭，掌握刘文辉嫡系的一个师，1940年刘元瑭受蒋介石利诱，将率部队投靠胡宗昌。不料军队尚未开拔，所辖三个团就被刘文辉挖去了两个，刘元瑭带着残余部队去见胡宗南。胡见他部队如此七零八落，哪里把他看在眼里，破口骂道：“叫花子连棒棒都没得！”

◎枪是亲爹。

中原大战后，马鸿逵加入蒋介石一边，战后占据了泰安周围十几个县。马听说泰山脚下某处有宝，遂派一个班的士兵挖宝，连挖三天什么也没挖到，后来又借修什么纪念碑的名义加派一个团来挖，日夜加班又挖了八天，终于挖到了唐明皇封禅的一块刻有祭天文告的翡翠。

◎钱串子脑袋。

所以说，蒋介石认为：“军纪的主要意义，绝不仅是用法律来维持秩序，是要用纪纲的精神来做军纪的基础”，因为“军纪的效用尤在能够移风易俗，涤**人心，使懦夫立，顽夫廉，就是古人所说的赴汤蹈火、冒死犯难在所不辞的一种精神，这都是从军纪的效用发生的结果”。鉴于军纪要有如此神奇的效用，产生这样的玩命精神，蒋介石进一步认为军纪还要具备三种要素：“一、人格的影响，二、情分的交感，三、一致的精神。”到此，军纪已经从那些冷冰冰的条文大踏步地迈入了心理、情感领域，蒋介石已经不是在谈军纪，而是在谈玄、谈精神、谈道德、谈传统道德了。所谓军纪变成了传统人格、传统情感与传统精神的混合体。

如果按西方社会的观念，道德仅仅是法律的某种补充的话，那么中国传统观念里则恰恰相反，法律仅仅是道德的补充和延伸。人们会为伦常道义而犯法，也会因道德因素而开释，这就是所谓“礼治”。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人们不知不觉地就会将法律与道德混同起来，甚至习惯于用道德来取代法律。蒋介石当然也不能例外，他的纪律，已经不是作为法律体系的一个部分，而是不折不扣的道德纪律和精神纪律。

蒋介石的纪律论是**裸的传统道德、纲常伦理的鼓吹，而他的命令论则是他自我神化的变种。

蒋介石倡导“新生活运动”。在“新生活运动期间”，蒋介石偕宋美龄飞抵济南，韩复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只备“新生活饭”招待，黄米窝头加白菜、豆角、鱼、虾四个菜。同年，孔祥熙来济，韩仍用“新生活饭”招待之，小米饭加大明湖产的蒲菜、芦苇等。蒋、孔等直憋气，却又说不出什么来。

◎难怪后来挨枪毙。

广东军阀陈济棠意欲反蒋，先是命他哥哥陈维周到处看风水，找一处龙穴吉地来移葬他们的母亲，从而护佑陈济棠能取代蒋介石得天下。后来又听信江湖术士之言：机不可失，决然与广西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反蒋，不料广东空军却被蒋介石收买，一股脑儿飞往南京，陈至此方悟：原来是这么个“机”不可失！

◎领会错了。

“命令”，在西方政治学的概念里，是指具有法律意义的政府行政文告、文件和军队下达任务和决定的一种形式。但是到了蒋介石那里，命令这种原本的含义马上变了味，作为古今脸皮最厚的“小学（即文字学）大师”，他的胡解才能在“命令”这个词上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他看来，“所谓‘命令’者，乃指与我们各个人以及整个军队和国家的生命相关的‘令’”，因为“命令的命字与生命的命字相同”。由于这种当然而又充足的理由，结论是不言而喻的：“命令和我们的生命既有如此重大的关系，所以我们若是真能保重自己的生命，真要发展自己的生命的人，就不能不格外尊重命令，服从命令。”以至于“凡属上官的命令，尤其是最高统帅的命令，一接到手，就视为自己的命根一样，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广东军阀陈济棠听信其兄陈维周之言，以高价买得花县芙蓉嶂洪秀全祖坟，安葬其母，说这里是出天子的圣地。1935年，其兄特地去浙江奉化察看了蒋介石的祖坟，回来后，陈维周兴高采烈地对陈济棠说：“蒋介石的祖坟不如芙蓉嶂的龙势远甚。”从而进一步坚定了陈济棠反蒋的决心。

◎祖坟青烟还没冒。

1936年，陈济棠发动反蒋，召集将领在燕广军校礼堂宣誓。宣誓前，他先派人在军校礼堂上方安置一个皮制假人，上书“蒋介石”三字。宣誓前，陈亲自唱名，各将领逐一起立，宣读“余决心效忠党国，抗日反蒋，拥护陈总司令，以后如违誓言，必遭天谴”。读毕，即趋至假人之前，举起一把木剑，向“蒋介石”连刺三剑。

◎木剑哪能济事。

如果有人就此得出蒋介石爱惜下属的生命，能设身处地从他们切身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的印象，那就大错而特错了。部下的生命，特别是普通士兵的生命，在蒋介石的价值天平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分量；为了实现某种目的，他不惜以成千上万士兵的血肉铺路，内战内行的蒋介石，不仅是被战火波及的无辜人民和对方死难者的屠夫，也是自己部下伤亡士兵的祸首。在对中国红军的围剿中，他甚至三番五次下令将所有被红军俘虏过的官兵一律枪决，其残忍程度，不让于日本军阀。在这种绝对道德主义的渲染中，个体的生命是无法得到重视的。

蒋介石把部下的生命与他的生命扯到一起，目的在于维护和发扬他军阀集团的生命，乃至于他个人的生命，因为“军队的生命和成败休戚的整个性的维系，全在于服从命令”。按他的逻辑，士兵“要知道自己的生命就是上官的生命，全军的生命就是统帅的生命”。所以说尽管服从命令就等于保重了自己的生命，但要是真的由于遵命把命丢了，也是活该倒霉的事，“生命为轻，命令为重”，说到底小兵们的性命还是不值几文。命令的“命”字在他蒋某人的字典里原来是与他集团和他个人的生命的“命”字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