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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蒋介石的维系社会观（第3页）

袁世凯取消帝制，一次与张国淦谈话。袁问张他是退位好还是不退位好？张说：“这个问题应从外交、舆论与军事三个方面来考虑。”袁很不以为然地说：“舆论，什么叫做舆论？中国根本就没有舆论这个东西。外交我有把握。依我看来，这三个方面只有军事是值得考虑的。”他又有意无意地问道：“你看西南打得倒我吗？”张说：“现在时局的关键不在西南而在东南。”袁一听此言，不由得心上一跳，急切地问：“你说的是华甫（冯国璋）？”张说：“冯华甫是总统几十年的老部下，没有任何人比总统更了解他。”袁低头若有所思，随即嘟囔着道：“你以为华甫左袒则左胜，右袒则右胜？”张说：“不怕他左右袒，就怕他不左不右。”

◎尾大不掉，拖又拖不动。

蒋介石推行强制管制式的社会整治方针的同时，也正是世界法西斯主义猖獗之日，不仅蒋介石的御用文人发出一片鼓吹法西斯的喧嚣，就是蒋介石本人也按捺不住对德意法西斯的仰慕之情，他认为：在德意两国，由于法西斯“革命”的结果，“他们一般国民，没有一个不遵守社会的秩序，严守团体的纪律，推而至于忠于国家和民族，克尽国民的责任，事事物物，都合乎‘礼义廉耻’，因此不仅他们国内的敌人自然屈服，而且一切外国人见了这种情形，也不得不肃然起敬，望而生畏。”硬派德国、意大利人合乎“礼义廉耻”。固然滑稽，但蒋介石向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取经之心却是真诚的，从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鼓吹中，从囚笼式的社会措施中，人们不难嗅出其中法西斯主义的气味，看出这位传统主义者“向西方学习”的苦心孤诣。当然，恰恰是这种传统主义者身份的缘故，他所感兴趣的，更多的是法西斯主义社会政策恐怖性的秩序效果，学习后在中国实行的，却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保甲制度和浸透武化内涵的卫教合一政策。这种法西斯与中国传统霸道结合生出的怪胎，虽然在恐怖高压之下能收到一时的震慑效果，但就长期的社会治理而言却无疑是饮鸩止渴，这样一种社会政策无疑是慢性自杀政策。保甲制度使清末以来兴起的武化豪绅跋扈统治合法化，宗法网络与行政网络在非正常的武力背景下高度结合，导致社会财富或集中于官僚资本，或耗于内战，或中饱于官吏和劣绅，不仅使农村中的新型生产关系无从发展，反而加剧了贫困化、破产化，从而从根本上制约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再加上这种法西斯统治激起的普遍不满情绪，构成了蒋介石苦心建立的社会“礼治”与“秩序”最终瓦解的社会背景。

吴俊升认为自己是黑熊投胎，平时养着几只大狗熊，走路时经常模仿大狗熊的样子；张海鹏称自己是张飞再世，出门碰见关帝庙就进去磕头，见关羽像就大喊二哥；汤玉麟说自己是猛虎投生，酷爱老虎，坐着谈话时，把紧握的两个拳头扑到桌上，以展示“虎威”。

◎非常之人能行非常之事。

河南督军赵倜七岁的幼子患了伤寒病，送往医院医治，赵竟像三国时代的袁绍一样，急得茶饭不思，终日六神无主。他的参谋长发起礼忏借寿，建醮上奏天廷，每位高级职员一律借寿五年，他自己带头借寿十年。所借之“寿”合起来当使这位督军公子活到三百多岁。

◎空头人情，谁不乐为。

然而，蒋政权的管制能力有限，他们没有勇气打破原有的乡村结构，扫**乡村的精英，而且政权的办事人员行政效率低下，因此，蒋介石设计的一整套社会改造与管制方案，在实际的推行过程中大大走样，农村社会并未因此而发生太大的变化。

三、宗教观

蒋介石狂热地鼓吹传统文化，同时又以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自居，这也许又是传统政治文化畸变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然而综观蒋介石的一生，应该说他对于宗教，尤其是他信奉的基督教，仍然是一种“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儒家观念，传统人格中功利性的宗教取向，左右了他的整个宗教观。

曹锟曾委王怀庆为热察绥巡阅使，让他驻节承德。但王不愿出京，一再拖延。原来是因为承德有个棒棰山，而“棒棰打罄”（罄与庆字同音），王忌其不祥，故不愿往，只在北京成立了热察绥巡阅使署军务处，派一中将参议驻承德联系。

◎怕还是留恋京城的繁华。

1916年，广西军阀陆荣廷创办模范营，以广西唯一的日本士官学生马晓军为营长，收罗了几乎所有广西的陆军学生，为的是怕这些陆军学生闹事，给他们寻个吃饭的地方，又不至于乱了他原来的绿林系统。因此当时有人喻为“万绿丛中一点红”，“万绿”就是指旧军里的绿林好汉（陆原是绿林出身），“一点红”就是指这一营陆军学生。

◎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

据说，蒋介石的祖父蒋斯千笃信佛教，而且颇通佛理，对蒋介石童年影响最大的蒋母，也是一个天天吃斋念佛的老太太，蒋的挚友戴季陶，也是一个精于佛学的好佛之士，蒋自己早年也曾研习佛经，在失意的时候甚至动过出家当和尚的念头。应该说，佛教对他的影响是比较大的。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在蒋介石的整个思想中，儒家的伦理信条，可以说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而佛教思想的因素，实在是微乎其微，仅仅从蒋对王阳明的崇拜之中可以间接地得到某些反映。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佛老之学一向为传统士大夫归隐的退路，而始终置身于政治旋涡中的蒋介石自然没有可能分心于此。

后来，出于政治利益，以与宋家攀亲为契机，他成为一名基督徒，尽管受了洗礼，读了圣经，可基督教主义对他思想的影响比之于四书五经仍有天壤之别。

然而，既是军阀，又是统治者，对宗教这种具有强烈的麻痹和维系功能的社会现象就不可能无动于衷。蒋介石作为后来者，也作为一个深通中国文化的统治者，他深知佛教的疲软，道教的落后，和下层民众对基督教的敌视与隔膜。所以他不像冯玉祥和唐生智，更不像刘湘，直接把宗教当成笼人的网罩，蒋介石有一个主义，虽然是有名无实、偷天换日的主义，还有一个庞杂变质却是孙中山遗下的党，所以说，宗教只能算作蒋介石维系意识拼盘上的一点佐料。

1934年年底，薛岳率部尾随红军入黔，贵州军阀王家烈赴重庆安江欢迎，但薛早知蒋有搞掉王的图谋，所以故意混在他的部队里，暗暗通过欢迎行列，不打招呼。当时薛岳所部官兵服色一样，王不认识薛，久等不见薛之消息，开始向部队询问，乃知薛早已过去了。

◎殷勤过了。

袁世凯称帝，自己提龙袍设计方案，他认为他的龙袍应中西合璧，服色主红，象征火德（清为土德，袁欲以火代土）。其领用圆领，圆领以象征天，且领子为提纲之处，应用中式。袖子应是方的，以象征地，而且合乎西制。对襟，以象征两半球，隐寓全球服从之意。上绣金龙，兼用藻火，又变成中式。最后，按袁的意图，由北京瑞蚨祥耗费七十万金制出这么一个不中不西的“龙袍”。

◎非驴非马，则马不能要，驴也不合适。

蒋介石与基督教的关系是以功利动机为起始的。为了与孙中山攀上亲和与欧化的中国人阶层牵上瓜葛，蒋几费周章于1927年10月与宋美龄订婚并宣布改奉基督教。其后扭捏了三年之久，终于在一次功利冲动之下，正式受洗成了基督徒。在董显光著的《蒋总统传》中，记载了宋家好友江长川牧师有关蒋介石领洗的一段回忆：“我在美国时，中国某一军阀对中央政府间发生内战。某日，在战争进行中，蒋先生教敌军诱困于开封附近，四面几被包围，处此失望之境，蒋先生祈祷上帝解救，并声言此次得救后，定即正式信仰基督为救主。上帝对此祈祷即予接纳，骤下大雪，为此季所罕见，固使敌军无法进迫。同时，他的援军已从南京由火车运到，结果不仅使先生的生命得以保全，且转败为胜。”而后，江牧师从美国回来，遂被邀为蒋介石主持了洗礼。

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遇险是真，但却并非靠了上帝的保佑降下大雪得以幸免。这种说法，无非是蒋介石和他的左右造出来的神话，与中国历史上许许多多的帝王历险得神保佑的神话一样，无非是说明他蒋介石受命于天，有神相助，只不过这回的神换了国籍而已。蒋介石这种领洗的原因，虽然给自己找了台阶下，也蒙住了江牧师，但却很明显地反映出他对宗教的观念：有用才信。

◎为人莫当差，当差不自在。

云南军阀唐继尧第二次回滇后，内政不修，穷兵黩武，引起各方不满。龙云的第五军、胡若愚的第二军，酝酿倒唐。一次唐继尧的秘书长白之瀚，在昆明大街上被二、五军的士兵饱打一顿，完事后还贴了一首打油诗在街上，诗云：“南宁收来二五偶（指二、五军），不打白人打白狗；打狗不看主人面，主人何不下山走。”唐闻之，隐忍不发。

◎武人弄文。

在蒋介石看来，基督教至少有两样好处，第一是可以要大家学习儒家面孔而且党化的耶稣的形象和精神。蒋介石认为，耶稣是民族革命的导师，也是社会革命的导师，还是宗教革命的导师。“耶稣因为要尽他这个救人、救世的天职，所以他立定坚韧不拔的志愿，屹然不动的信仰，抱定杀身成仁的精神，不惜‘牺牲’一切，发扬他大无畏的精神，奋斗到底，虽到了十字架上，受尽无上的痛苦，他仍旧是处之如常，毫无难色，尤其是他对于主义与职务之忠诚，和对他亲友与同志之宽恕，更是不胜枚举；这种忠恕精神，尤为难能可贵。”什么“对主义与职务之忠诚”，什么“对亲友与同志之宽恕”，还有什么坚定的信仰，成仁的精神，这哪里说的是耶稣，明明在颂扬一位他手下并不存在的所谓忠勇之士。基督世界伟大无上的救主就这样被易容为他蒋某人的部下，一个尽忠于主义，尽忠于党，尽忠于他领袖的楷模。

张宗昌带兵援湘，劈头一场大败，险些受军法处分。被逼无奈，组织敢死队。出发前，张宗昌问官兵：“大家还能干一下吗？”大家应声说：“能。”接着张说：“我张宗昌没有什么能报答大家，容我给大家磕个头吧！”说罢就立即跪下连磕了三个响头。结果一战获胜，张宗昌从旅长升师长。

◎头磕得值。

袁世凯在太和殿举行大总统就职典礼（按理应在国会宣誓）。礼成，观礼者、拜贺者均从东华门、西华门步行，独国务总理熊希龄坐二人肩舆，杂行人丛中。湘籍议员罗某大呼：“秉老，你在紫禁城乘二人肩舆，是钦赐呢，抑或自备呢？”熊答：“你猜猜看。”另一湘籍议员说：“我看是从清室借来的。”闻者皆大笑，盖以刺就职大典皇帝气息是也。

◎连皇帝也借来了。

基督教的第二种好处是可以借此培养“信仰心”。蒋介石一直迫不及待地要人们信仰他，尽管使尽了手腕，费尽了口舌，但始终成效不大，所以他想借基督教达到这一目的。在蒋介石统治下，在官方场合，基督教一直很吃香。蒋介石认为：“人生不能无宗教之信仰，革命者对其革命主义，不能无宗教式之信仰，否则无论大小事业，皆无所成就。”又说：“我们整个国家，需要基督革命的信仰，需要崇高的道德标准，与基督的牺牲精神。”而其中蒋介石所期待的“信仰心”，正是耶稣基督给我们最大的教训，亦就是最大的力量，这实在是我们克服一切罪恶的主要活力。耶稣基督说：“你们只要有如芥子一样的信心，你们的力量就可以移山倒海。”当然，基督教强调人的信仰心不假，因它的教义之一就是人因信（上帝、耶稣）而得救，后来经路德的阐述，又进一步发展成为“因信称义”。然而，在这里，蒋介石却作了一点小小的偷换和含混，基督教的信仰心是让人信上帝，信救主耶稣，蒋介石却借宗教建立对他个人的信仰，而且还要绝对无条件地虔诚。据说，只要“能用基督教的信仰的目光去观察世界，那么我们所见的混乱与黑暗的现象，立时可显现为光明了”。无论是迭吃败仗还是一粒大米用成捆的钞票去换，统统不要紧，只要信仰他蒋某人坚定不移，“立时可显现为光明”的。他简直成了百求百应的观世音或《新约》里那个到哪儿哪儿出现奇迹的耶稣。

◎怕女人的多了！

顾品珍将云南王唐继尧驱走后，唐谋复辟。一年后，率军回滇，由于行色匆匆，未及准备大旗，无奈只好用白竹布书“靖国联军总司令唐”字样，权充帅旗，不料旗刚挂出不久，当夜落雨。翌晨出发时，大家目击悬挂之唐字大旗，面目全非。唐字之一点及其余各处不甚变化，唯第二划之一横，其两端积墨较浓，经雨水溶化后，便形为珠泪涟涟的两眼。

◎老天不给脸。

把主义当宗教来信仰，是每个自恃有主义的独裁者对于手下人最大的祈愿。能把主义当成宗教的信条，无条件、不假思索地信奉，自然也会将领袖视为神杰，盲目崇拜。

或许是耶稣离中国太远了，或许是上帝厌倦了蒋介石那副现拜现得利的势利面孔，所以虽然蒋介石后来“修道读经，靡日或间”，信教之心愈老弥笃，但终归没有什么神迹来挽救他和他的集团没落的命运。

注释：

①《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见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