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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鸽子飞进了猫眼叔叔的地堡（第3页）

“长相！我问她长得像谁，像我还是像你妈妈？”

我忽然觉得愤怒，因为他这么关心那个小不点儿，他恨不能长出一双千里眼，把躺在**睡觉的婴儿看个清楚。

“她谁也不像，难看得要命。”我板着脸说。

爸爸愣了两秒钟的时间，哈哈大笑。“小米，”他笑得嘴巴合不上地说，“你知不知道你这叫嫉妒？你居然会嫉妒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我的脸涨得通红，想反驳，转念一想，干脆承认。小婴儿的确是分走了爸爸妈妈很多的爱。这些爱，原本都是属于我和圈圈的。

临走时，爸爸塞给我一卷纸，要我拿回去交给妈妈保存。“一定不能让外人看见。”他关照。而后他又说，“告诉妈妈，我很快就会回家。”

上次我来的时候，他也是说很快会回家，他的话根本不能算数。

我在路上偷偷打开那卷纸，发现字迹非常潦草，而且写得密密麻麻，我一个字都看不懂。我想爸爸是不是故意要写成这样，万一别人拿走了也不知道写的什么。

可我妈居然就看懂了。她看懂了之后，把一个铜脸盆拿进房中，把纸卷儿扔进去，划一根火柴烧得精光。我目瞪口呆，结结巴巴问她：“是什么啊？”

妈妈轻描淡写地说，是爸爸写的小说。他真是骨头痒，这种时候还写小说，写的还是爱情。如果红卫兵来抄家发现，他恐怕在牛棚里关十年都不能出来。

一天晚上，天黑透之后，妈妈的同事闻阿姨来看她。闻阿姨也是初中部的语文老师，高高的个子，窄长脸，说话做事都是慢悠悠的，很文静。她说她白天不敢来，怕被学生看见，说她进行秘密串联活动。可是她接着又说，看见就看见吧，反正她已经这样了。她伸出手腕，给我妈看她的被绳子勒坏的伤痕。她一共被绑过三次，跟学校里其他老师一起，拿绳子穿着押到十字路口游街，头上还戴一顶白纸糊的高帽，写的几个黑字是“打倒反动学术权威”。闻阿姨苦笑：“我不过评上过一回教学标兵，哪里就称得上学术权威呢？”

她羡慕我妈妈生孩子会挑时候，对于一个哺乳期的妇女，学生们还是手下留情，没有把我妈妈从**揪起来去参加运动。我妈妈说：“可不可以这样想，这些学生的人性还没有彻底泯灭，我们国家的未来还有希望？”闻阿姨回答道：“但愿是吧。”

她们谈到了学校里的一些人。老校长被夺了权，全家扫地出门，回了农村老家。教化学的王老师肝上长了一个瘤子，可能活不过夏天。教音乐的肖老师脸皮太薄，脖子上挂一双鞋子游了一回街，当天晚上就投河自尽，尸体捞上来时根本没了人样。

老校长我认识，经常在校园里背着手倒退走路，据说是养生经验。他最大的特点是记忆力奇佳，从初一到高三两千名学生，他见一面就能记住名字。运动一来，学生们把他赶出校门，自然是对他心怀畏惧，怕他日后翻过天来跟他们算账。

化学老师到底是哪一个，我没有印象。

音乐肖老师是县城里的名人，曾经在县大会堂开过独唱音乐会，人长得娇小玲珑，辫梢上总是系两朵白色蝴蝶结，走路时目光冰冷，一般不跟人打招呼。她三十岁还没有结婚，闻阿姨背地里跟我妈妈议论过她。现在肖老师死了，闻阿姨觉得难过，因为她还没有享受到“女人的幸福”。

我妈妈唏嘘感慨：她不过在家里坐了一个“月子”，学校里已经是世事沧桑。

我们院里住着一位曹叔叔，原先是县农机厂的工程师，“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倒了，之后工厂停工闹革命，他索性做了“逍遥派”，整天躲在家里伺候一群鸽子。他充分利用院里厕所的空间，在蹲坑对面的墙上钉了一个钢丝的鸽子笼，墙上另外打通一个排球大小的洞，通往院外的河边，供鸽子自由进出。有人蹲在厕所里办事，鸽子们便齐齐在笼子里站成一排，鸽眼对着人眼，彼此相看不厌。

曹叔叔的鸽群是信鸽，颜色灰白，体态娇小，鲜红的眼睛如镶在鼻梁上方的两粒玛瑙，看人时炯炯有神。冬天红卫兵大串联的时候，曹叔叔曾经托人带一对鸽子去北京放飞，结果回来了一只母的，丢了一只公的。这只母鸽子从此成了曹叔叔鸽群的广告，据说一只鸽蛋在外面能卖到十块钱。春阳和煦时，曹叔叔打开鸽笼，一大群鸽子飞上蓝天，在院子上空一圈一圈地飞翔，鸽哨声时高时低，时近时远，悠扬婉转，像极了一种技巧性极高的无伴奏多声部合唱。曹叔叔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院子里，仰着头看天，侧着耳朵听哨音，或者拍一拍手，让他的鸽子们白云一样落在对面的房顶上。这时候曹叔叔就会深深地叹出一口气，脸上浮出一丝笑容，很快又把笑容隐起，脸孔重新变得石头一样僵硬。

曹叔叔就是这样奇怪，脸上温柔的一面永远只对着鸽群，不会对着人群。他沉默地伺候他的鸽子，到厕所里打扫鸽笼，把黄灿灿的玉米撒在院子里让鸽子咕咕啄食，允许鸽子们落在他的头上和肩上，用嘴巴亲吻他的前额和耳垂。外婆每次看到他一声不响穿过院落的模样，就忍不住要说：“这个人……哎哟，这个人……”

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外婆又不说了，执意闭紧她的嘴巴，身子转到另一边去，让自己不看，不想，好像担心她无论说出什么话都会一语成谶。

清明之后，曹叔叔的母鸽子丢了。那天上午他把鸽群赶上天空，之后鸽子们飞落回院子里啄食玉米，曹叔叔默默点数，发现少了一只。正是那只珍贵母鸽。他一分钟都没有耽误地出门，跑遍全城养鸽子的人家，询问和打听。没有一个人知道鸽子的下落。那些人说，鸽子是认家的生灵，千里万里都会飞回去找窝，如果没有回，不是死了，就是伤了。

曹叔叔相信他的鸽子仅仅是受了伤，此刻很可能蜷缩在哪片灌木丛里，瑟瑟发抖地等待主人救援。他想了个办法，把全院的孩子们召集起来，开出悬赏条件：大家分头往各处树林和草丛寻找，谁找回鸽子，他送谁两只鸽蛋，孵出来一公一母。

我不知道这只是曹叔叔的一个口头许诺，我惊奇他有这样的本领，隔着看上去一模一样的蛋壳，能够分辨出蛋里的公母。坦白地说，我想要一对鸽子，然后像马戏团的驯鸽师那样训练它们，直到它们能够听懂我的口令，看懂我的手势，然后我带着它们到我的每一个同学家里表演。我能够想象出来齐小如、李志他们无比震惊又无限崇拜的模样。

所以，我决定出门赚取这一对鸽蛋。

那时候我们那个县城几乎没有楼房，所有的建筑物都盖得非常稀疏，很多人家的房前屋后都有小片的菜地和树林，河流弯弯曲曲地从城中各处穿过，宽阔处浩浩****，逼仄处借助几个土墩子就能过河。从我家里到我们学校的这一段路上，四季轮换地可以见到蚕豆、玉米、山芋、麦苗。只要我们高兴，可以随意地摘一朵蚕豆花吮出花蜜，或者抠几颗青旺旺的麦粒嚼得满嘴白浆。

任何一块地里，都可能躲藏起一只受伤的母鸽，它瞪着红玛瑙一样漂亮的眼睛，惊慌失措地偷窥这个世界。它也许折断了翅膀，也许正在流血。它盼望见到我，因为我是它的邻居，也是它的主人所信任的人。

我出了家门之后，根本没有多想，下意识地就往城东我的学校方向走去。将近一年没有走过这条路，眼睛里的一切居然有一点点陌生，好像沿途的房屋变矮了，河流变窄了，小石桥也变得破旧沉默了。春光懒懒地照着路边的油菜地，菜花已经开到了尾声，花朵儿黄中夹绿，有一点儿无力挣扎的意思。新生的豆荚却长长地刺了出来，张扬着精力充沛的生命。

隔着油菜地，往河边走的方向，是一处杂草丛生的小树林。树都是杂树，灌木居多，又无人打理，互相地牵扯拉拽着，结果就是所有的树木都细瘦矮小，东歪西斜。上学的时候我和齐小如几个人最喜欢钻在树林里捉迷藏，哇呜哇呜地学老鸹叫，把树枝摇得哗啦哗啦地响，或者猫下身子在石头堆里爬来爬去，冷不防拽人的裤脚管，把人吓得魂飞魄散。树林里有一个挺宽敞的地堡，齐小如的爷爷说，是日本人占领县城的时候留下来的。连接地堡的还有一段地道，后来都塌了，只有这个钢筋水泥的地堡至今完好。齐爷爷还说，十年前全国都在炼钢铁，他们曾经想把地堡捣毁，把里面的钢筋挖出来回炉，谁知道小日本的东西质量好，一帮子人围上去，轮番用钢钎凿，用榔头敲，怎么都对付不下来，只好罢休了。我记得去年冬天赵卫星在上学路上尿了裤子，不敢到学校，又不敢回家，一个人在地堡里躲到天黑，学校老师和家长发了疯地找，最后还是齐小如钻到地堡里把赵卫星拽出来了。

我之所以要说到这个地堡，是因为我经过这片寂静的树林时，听到林子里有声音。我外婆总说我耳朵比兔子还尖，的确如此，我不但听到了声音，还听出来声音在地堡中，是口哨声。

口哨声？我马上想到了会吹口哨的猫眼叔叔。我不由自主地离开大路，钻进树林。哨声从地堡敞开的门洞里传出来，不是“我是一个兵”，也不是“我家的表叔”，是非常陌生的一支歌，我没有听见过。吹口哨的人自得其乐地享受着乐曲的旋律，吹得舒缓而温柔，很长的一个音含在口腔中，悠悠地放出来，一波一波地往前送，声音越来越轻，越来越遥远，几乎就要断线了，消失了，忽然又优美地出来了另一组音，水波一样继续往前，****漾漾的，像是擦着河水，擦着空气，轻纱一般缭绕滑行。

我蹑手蹑脚地走近地堡，先看见的是一张杂货店里能够买到的折叠式钢丝行军床，再看到一口藤皮的行李箱，然后是搁在箱子上的简单的生活用品：一只插着牙刷和牙膏的铝质茶缸，两个搪瓷的饭盆，一面碗口大小的圆镜子，一把两指宽的小木梳，一包拆了封的油纸包的点心，一个崭新的热水瓶。最后，我看到坐在行军**的猫眼叔叔，他把黑呢大衣脱在床头，只穿着那件黑白花纹的毛衣，一边悠闲地吹着口哨，一边埋头用小刀削一根树棍。他的侧面此刻看起来像一只鸟，嘴巴尖尖地撮成一个圆，脸腮缩进去，眼皮垂下来，眉弓和颧骨便显得高耸。每当他换气和吸气时，他会把双唇轻柔地打开，再慢慢地撮回，从容不迫，其乐融融。他手里的那根树棍，被他一小片一小片地削磨着，已经接近光滑。

我喊他：“嗨！”

口哨声断住，他抬头，眯眼往我这边看了看，笑起来：“是你啊。”他用手掌抹去树棍上的木屑，举起来朝我勾了一下，“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