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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令 驱除鞑虏的作用与反作用（第1页）

动员令：驱除鞑虏的作用与反作用

革命翰林蔡元培在《释仇满》一文中说：“吾国人皆一汉族而已，乌有所谓满洲人者哉！凡种族之别，一曰血液，二曰风习。彼所谓满洲人者，虽往昔有不与汉族通婚姻之制，然吾所闻见，彼族以汉人为妻而生子甚多，彼族妇女及业妓而事汉人者尤多。……彼之语言文字、起居行习，早失其从前扑鸷之气而为北方裨士莠民之所同化，此其风习消灭之证明也。由是而言，则又乌有所谓满洲人者哉？”

以文化论的角度，蔡元培的观点大有可取之处，但在下一段落，蔡氏却话锋一转：“然而满洲人之名词，则赫然揭著于吾国，则亦政略上占有特权之一记号耳”，而所谓的“满人特权”，“唯其世袭爵位及不营实业而实食之特权耳”。从这个意义上说，仇满不是种族复仇，而是反对特权，特别是反对亲贵擅权。

晚清知名传教士、曾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丁韪良在1907年写就的《中国觉醒》一书中说：“我曾不止一次地要求驱逐满人和瓜分中国。凡是了解1900年所发生故事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即满人应该得到这样的下场。”

但清末新政后，丁韪良却又声称：“我之所以公开放弃这一说法，是因为看到清政府倡导改革精神这一富有希望的变化。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领导下，中国人要比迎来一个新王朝或在波兰的分裂政策下更容易获得和平的进步。”对于清末愈演愈烈的“满汉之争”风潮，丁韪良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清廷必须做到以下三件事，废除汉人削发蓄辫的做法，放弃满人在科举考试和谋取官职上的所有特权，以及铲除在满汉通婚一事上所设置的障碍。”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说：“清代可说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一切有满洲部族的私心处罚，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所谓‘部族政权’者，便是把政权掌握在某一个部族的手里，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的异族政权了。譬如蒙古人、满洲人跑进中国，也不是元清两代每一个皇帝个人能掌握整个政权的。在此两代，其政权之后面，有蒙古满洲全体部族在拥护此政权。于是蒙古人、满洲人便是此一政权中之特殊阶级或特殊分子了。此种政权，我们则称之为‘部族政权’。不论蒙古也好，满洲也好。他们都想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这种政权，当然是私心的。”

钱穆对元清两朝部族政权之私心的指斥固然公允，但他忽略了两者的一个重大区别，那就是蒙古人的统治始终漠视汉人传统而未能归化，而清朝自开国之初即归奉儒学，清朝的帝王同普天下的读书人一样，自幼即接受儒学的教育，这种文化与精神上的认同感和同一性，或许是汉人士绅默认清廷政权并与之合作达两百余年的主要原因。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华传统文化对满人的覆盖同质及“以夏变夷”的文化战胜，如果这不算胜利的话，至少也是一种难得的安慰。

从血缘的角度来说，八旗并不是种族的概念而是军功集团的概念，因为八旗中不仅有满人，也有蒙古人、汉人（汉军旗）及其他民族（如锡伯族等）。由此，清末的民族矛盾与其说是“满汉之争”，倒不如说还是“旗民之别”。在满城隔离的制度下，旗人与汉人之间能够相互往来的大抵上也只有官场，革命党人虽说成天把“反满”放在嘴上，但在辛亥前，他们真正与满人（旗人）打过交道的恐怕为数甚少。譬如吴樾就承认说，在接触革命宣传之前，对满汉之分毫无感觉。

京官何刚德在《春明梦录》中有这样一段观察：“满人在京，可分为三等：一则一二品大员，年高位尊，各自持重，礼节周旋，一味和蔼。虽有闹意见者，间或以冷语侵人，而绝无乖戾之态。平心而论，较汉人尚多平易近情；一则卿寺堂官及出色司员，稍有才干，便不免意气自矜；然一涉文墨，未有不甘心退让者。至寻常交际，酒肉征逐，若遇有汉人在座，转不免稍涉拘谨；一则平常司官、笔帖式，个个乡愿，无争无忤而已。窃揣满人心意，亦知平常占尽便宜，人才又不能与汉人较，故见汉人颇讲礼让。而汉人之在京者，大半客居，但见其可交可亲，转有视若地主之意。此余在京十九年，饮食周旋，所日相接触者，固历历在目也。”

鉴于绝大多数汉人（包括革命党在内）一辈子也不曾见过一个旗人（出外做官的旗人毕竟是极少数），“驱除鞑虏”这种和现实生活脱节甚远的概念何以在短时间内风起云涌，随而迅速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并致使清王朝倾覆，这无疑是一个需要深究的问题。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谈到革命者与改革者的不同斗争特点时说：改革者必须时时注意协调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关系，把握好斗争的时机与策略；而“革命者的目的是使政治两极化，因此他试图把政治问题简化、戏剧化，并加以合并，从而使‘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之间阵线分明”，“革命者意图加深裂痕”，其“在动员新的政治伙伴时很少有顾忌”，因为“革命本身就是动员以往受到排斥的集团参与政治，反对现存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结构”。清末革命党也是如此，为最大限度地鼓起民众的反清热情，他们往往忽略并有意曲解某些宣传的细节与可观性，甚至不惜造假，人为炮制出一些事件来。

“《苏报》案”主角也是该报主笔章士钊后来回忆说，当时《苏报》之所以要捏造一份清廷严拿留学生的“密谕”，目的就是要让更多民众“心为之动，足为之跃，血为之沸，气为之涨”，“凡可以挑拨满汉感情”者，都可以“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不可否认的是，从清朝建立伊始，汉人的反抗一直也没有间断过。即使起义被镇压下去，“反清复明”的思想在民间仍旧大有市场。如洪秀全在发起太平军起义时直斥清帝“玷污中国女子，挟制中国男子”，已足以激起数亿汉人的万丈怒火。时隔半个世纪后，清末立宪再次在族群问题上遇到麻烦。因为从心眼里说，汉人并不愿意接受一个万世不易的满人皇帝，如果皇帝换成了汉人，阻力或许会小很多。当然，即使没有满汉问题，也不能排除革命党另寻其他宣传口径的可能。

喧嚣尘上的满汉之争中，清廷最大的错误在于它没有把自己当成全体中国人的象征，而仍旧暧昧地代表满洲人。从实际效果来看，虽说赋予普通旗人的“铁杆庄稼”特权对清廷并无丝毫的帮助，但汉人对这种特权的憎恨，加上历史上的民族冲突及现实中的政治腐败，势必会激起强烈的民族仇恨与复仇主义情绪。

尽管革命党的高层并不认为排满应触及普通旗人，但能理解到这个层次的革命青年毕竟少之又少，他们更多的是“手持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休”的戾气与横暴。即便是软性的“驱除鞑虏”纲领，其大义也仅仅是一种政治动员而不能真正去付诸实施（否则与种族灭绝之纳粹主义有何区别）。但年轻的革命党和会党分子对此未能深刻理解，其结果是在风潮涌动的辛亥年中令成千上万的无辜旗人丧命于革命大旗之下。这就比通常的革命更多了一层种族屠杀的血腥。由此，“一民主义”也就成了一剂最要不得的“民族主义毒药”。

美国学者小拉什·多兹尔在《仇恨的本质》一书中说，“仇恨是人类头脑中的核武器”，但与其这样说，倒不如说仇恨是人脑中的病毒，这种病毒在毒化本体的同时又毒化与其他人的关系。如果整个社会都弥漫着这种病毒，这无疑是一场社会性瘟疫，并将带来严重的仇杀后果。譬如当今的恐怖主义，其动机无外乎仇恨。而清末革命党的暗杀、战争中的屠杀乃至历史上的宗教战争等等，其动机都是仇恨。一言而蔽之，无仇恨则无革命。

但是，仇恨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它为什么能够引发极端方式和血腥的暴力？小拉什·多兹尔提出的答案是区分敌我与感情动员。然而，敌人往往也是芸芸众生，也有多种形象。这种多样性并不能被刻板的两分法和简单区分“自己人和他人”即可以掩盖的。

王朝没落，革故鼎新。“驱除鞑虏”本不该有太多的血腥与戾气，因为其目的大抵是“你不行，我来”，只是“我来”之后，是否真的会比前任更加出色，这当然只是一个假设。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天义报》在其第3期有一篇《保满与排满》的文章，其中不无辛辣地说：“若夫彼之排满者，非尽恶政府也，特恶满洲耳。其昌言革命者，特希冀代满人握统治之权耳。故革命尚未实行，已私立总统之名，或利用光复之名，以攫重利。夫以汉人视满，则满人为异族；以苗民视汉人，则汉人又为异族，使实行民族主义，在彼满人，固当驱逐，即我汉人，亦当返居帕米尔西境，以返中国于苗民，岂得谓中土统治权，当为汉人所独握。故知民族主义乃不合公理之最甚者也。”

对于留日学生中盛行的排满风潮，满人学生也曾愤而以绝食相抗议，并要求留学生监督汪大燮取消某排满学生进入成城学校（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学习军事的资格。1903年，马君武在留日学生团拜大会上演说中公然反满，鼓掌者甚多，引起良弼等满人学生的强烈反弹，其后即飞书朝中亲贵，要求禁止派汉人学生学习军事与警政。

历史学者马勇在《超越革命与改良》一书中说，“驱除鞑虏”的革命纲领使本以现代化的追求为主要目标的中国改革运动，不幸演化成一种民族解放运动，致使中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不得不陷入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误区。侯宜杰则在《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中毫不客气地批评道：“革命派的民族主义是一种退化和倒退。在全球性的竞争社会，革命派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分裂主义。”

半个世纪前，湘中名士王闿运在太平军即将被剿灭之际曾做客两江总督府。在与曾国藩纵论天下大势时，王认为敉平太平军后，曾大帅应立刻挥师北上推翻清廷，以负天下重望。曾国藩听后一言不发，径直端茶送客。后来，收拾桌椅的下人发现，曾国藩指蘸茶水，桌上写满了“妄人”二字。后有人问辜鸿铭：“曾文正公所以不可及处何在？”辜说：“在不排满。当时粤匪既平，兵权在握，天下豪杰之士半属门下；部曲及昆弟辈又皆枭雄，恃功骄恣，朝廷褒赏未能满意，辄出怨言。当日情形，与东汉末季黄巾起事，何大将军领袖群雄，袁绍、董卓辈飞扬跋扈无少异。倘使文正公稍有猜忌，微萌不臣之心，则天下之决裂，必将有甚于三国者。天下既决裂，彼眈眈环而伺我者，安肯袖手旁观，有不续兆五胡乱华之祸也哉？”

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给“民族”下了一个“斯芬克斯”式的定义：“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而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是有限而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这种想象，往往又是在社会压力下的一种自然反应（如古代游牧民族如女真人、蒙古人对中原的南侵，如近代列强对中国的欺凌）。客观地说，19世纪至20世纪的民族主义是一波接着一波的历史巨浪，在国家未能强盛以前都是必要的（强盛以后多为包容的世界主义如唐朝盛时），它的力量来自一种历史的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