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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汉畛域 长痛还是短痛（第1页）

满汉畛域：长痛，还是短痛

1898年戊戌变法时，时任总理衙门章京的新进官员张元济上书建言“融满汉之见”，其中提出了六条改革建议：一是关内旗人（满蒙汉）全部划归为民，归地方官管辖，结束满汉之间的行政隔离（皇族除外）；二、结束满汉在社会与职业方面的隔离，废除“满汉不婚”及“旗民不交产”的规定，满人可以自由择业、自由迁徙；三、结束满汉共治，满汉官员适用同样的选官标准；四、逐步废除旗兵的固定津贴，出缺后不再续补；五、在京师和驻防地设立劝学工坊，培训旗人就业技能，以备将来自谋生计；六、改革限于关内，东北、内外蒙古、新疆、青海可暂时保留原制度。

光绪皇帝收到上奏后很以为是，随后破格召见详询（张元济于1892年中进士，当时官职未及四品）并下诏调查办理，但由于变法很快失败，此次建言也就不了了之。事后，张元济因为这次的上书而遭到革职处分。心灰意冷之下，张元济绝意仕途，后在上海创建商务印书馆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由此，中国近代史上少了一个改革派官员，而多了一位声名卓著的出版家。

至于旗人们，他们听说要变革旗制后都大为惊恐。老舍先生在小说《正红旗下》中对他们的心态做了极为生动的描绘：在他们看来，一变法，就是“旗人必须自力更生，朝廷不再发给钱粮了”，那他们可真就着急了，所以旗人们都激烈地反对变法。在老舍的另一部作品，话剧《茶馆》的第一场里，故事背景则放到了戊戌政变之后，几位旗人茶客是这样对话的：

茶客甲：谭嗣同是谁？

茶客乙：好像听说过！反正犯了大罪，要不，怎么会问斩呀？

茶客丙：这两三个月了，有些做官的，念书的，乱折腾乱闹，咱们怎能知道他们捣的什么鬼呀！

茶客丁：得！不管怎么说，我的铁杆庄稼又保住了！姓谭的，还有那个康有为，不是说叫旗兵不关钱粮，去自谋生计吗？——心眼多毒！

茶客丙：一份钱粮倒给上头克扣去一大半，咱们也不好过！

茶客丁：那总比没有强啊！好死不如赖活着，叫我自己去谋生计，非死不可！

但是，旗人们的高兴劲并没有维持多久。庚子年后，清廷在沉重的赔款压力下不得不将八旗兵丁的钱粮再次减额发放，旗人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所谓“穷则思变”，八旗制度的改革也就在清末提上了日程。

1901年，在清廷宣布实行新政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提出了十二项改革措施，其中第九条，即“筹八旗生计”。折中建议，旗人可自由迁徙、自谋生路并逐步停发钱粮，同时多设八旗学堂，鼓励旗人学习士农工商兵各业。

数年后，入京觐见的张之洞在向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辞行时，“力请两宫化去满汉畛域”，其中建议满人中的官职如将军都统等也兼用汉人、旗人犯罪适用同等法律，慈禧太后对此表示认可。而在此之前，山东巡抚周馥也提出“官职对满汉同等开放，司法同等对待”等的“平满汉”建议。

在张之洞等人的触动下，慈禧太后于1902年2月下令准许满汉通婚，旨称：“旧例满汉不通婚姻，原因入关之初，风俗语言，或多未喻，是以著为禁令。今则风同道一，已历二百余年。自应俯顺人情，开除此禁。所有满汉官民人等，著准其彼此结婚，毋庸拘泥”。

此后，少数满汉官员带头联姻，如袁世凯第五子袁克权娶端方之女陶雍，庆亲王奕劻与后任山东巡抚的孙宝琦结为亲家，李鸿章的长孙李国杰与大学士那桐之女成婚等。毫无疑问，这些满汉大臣间的亲事多属政治联姻的范畴，但在当时仍起到了一定的表率作用。至于一般旗人，满汉通婚虽说是禁止的，但旗人娶汉女通常都在默许之中。只是，此类婚姻极少，因为旗人本就人口太多，他们并不愿意外人再来分这二三两银子。直到清朝覆亡后，旗人被彻底地推上了社会，“满汉不婚”的藩篱才最终成为历史。

对于舆论颇为诟病的满人专任官缺问题，清廷也打破原有惯例，并任命了几名汉人官员担任八旗内官职，如之前提到的王士珍，还有如冯国璋出任正黄旗副都统、李国杰任广州汉军副都统等。另外，在柳条边关禁放开后，山东等地的汉人掀起“闯关东”的热潮。原为将军管辖的东三省随后改为省治，当时任命的总督、巡抚也大多为汉人，如第一任总督徐世昌，奉天巡抚唐绍仪，黑龙江将军程德全等。

清末新政时期，满汉习俗上的同化有加速之势，比如旗人中流行改汉姓，如端方的托活洛氏改成陶姓（其自称先祖是迁徙到东北的浙江汉人，后汉姓改成满姓，如今算是又改回来），瓜尔佳氏改为关姓，赫舍里氏改为贺姓等。另外，在官场称谓上，原旗人对皇上称“奴才”，汉人称“臣”，在清末新政后改为满汉均称“臣”，旗人不必自称“奴才”，以示文明进步。

1907年，湖南举人李蔚然在上书中提出废除满文，称其“久为具文，无关宏旨，徒于国人耳目中，悬一满汉分界之迹”。李蔚然的建议固然大胆，但其所说也是事实。在历经两个多世纪后，作为征服者的满人固然以“满汉不婚”隔绝了血缘的融合，但时间如同潮水，满人也不可避免地失去了本来就不甚太高的文化乃至语言与文字。

如《异辞录》中说的，“茫茫禹域，真亡国灭种之利器矣。推原其故，以小量加诸巨量，譬如一杯水对一车薪之火，不特水不胜火，而火犹将胜水，其势然也。清自满洲崛起，君临天下，悉主悉臣，鉴于前代之事，满人不求文学，唯重骑射。八旗兵分防各省，扼诸险要，画地而居，不与居民杂处，不与汉人联姻，备之未尝不周。然二百年间，满人悉归化于汉俗，数百万之众，佥为变相之汉人”；时至光绪后，“皇帝典学，尚知国语（满文），余则自王公大臣以下，佥不知其为何物矣。清末满大臣带领引见，太后前则易，皇帝前则难，以太后不通国语也”。

身为最高统治者的“国母”慈禧太后尚不通满语，旗下其他兵民就更不足论了。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中保存的满人官员奏折中，可以看出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清初时的奏折只写满文，中期满汉文并用，到清末就不再有满文而只用汉文了。即使远离汉人区的黑龙江呼兰，他们所保存的档案也反映了同样的规律。在清末时，呼兰只有1%的旗人认识满文，而其中只有五分之一的人会讲满语。事实上，清末旗人官员唯一需要使用满语的场合，只是在给皇帝奏折的最后须加上一句满文的“祝皇上万岁”。至于各级衙门里，早已是全部使用汉语，有的旗人宗谱也已改用汉文书写。就连旗人中独有的萨满（即萨满教巫师，跳神之人），她们也只能用汉文音来诵唱满文巫语。仅有的例外，是偏远地区的驻防部队，如新疆的锡伯族八旗，他们一直使用满文至今。

另外还有辫子问题。为方便起见，清末新政时期改穿新军服的士兵及警察被允许将辫子剪短三分之二（但不是剪除），由此引发了一场“辫子”问题的大讨论。1909年，立宪派领袖汤寿潜在奏折中直接提出了“剪辫易服”的主张，而一年后，回国述职的驻美公使伍廷芳也上奏请求剪除辫子。伍廷芳声称，居住在美国的七万华人因为脑后长鞭而被外人歧视，而且他们在操作机器时容易引发危险（据说国内有位大员在视察工场时因辫子被机器卷入而险些酿发惨案）。因此，华人们在他归国前向其请愿，请求朝廷允许他们剪辫易服并在回国时不被治罪。伍廷芳的个人意见是：同意剪除辫子但不赞成改西式服装，因为中国的衣料便宜而且适合四季穿着；事实上，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也保留了本国服饰而只是在正式场合才穿着西式服装。

或许是鉴于“国辫”的象征意义，清廷对于汤寿潜与伍廷芳的意见并未做出正式回应。但真实的现状是，“剪辫”在清末最后几年中几成风潮。譬如陆军部尚书荫昌在上任后即剪除辫子，这使得很多武备学堂及其他学校的年轻学生纷纷效仿。当官长怪罪下来时，他们就以荫昌的事例为自己做辩护。至于那些从日本及欧美归来的留学生，他们中大多已是“牛山濯濯”（即已剪辫之意，不过很多人在回国后又在帽子后戴了一条假辫子以遮人耳目）。

后来出任过民国总理的颜惠庆在其回忆录中就记载了这样一段滑稽戏：1910年，清廷在保和殿举行第二次留学生归国考试。考生们身穿朝服，很多人的帽子后面则连缀着一条假辫子。监试的蒙古亲王那彦图见天气酷热，于是允许考生们将帽子摘下。结果在巨大的红色殿柱上，挂满了缝有假辫子的帽子，情形极为可笑……但清廷对此也是睁一眼闭一眼。

同年，载沣之弟、从美国访问回国的载涛也公开表示认同剪辫，一时引发了京城的讨论热潮。1910年12月，资政院议员开会时明确提出议案：官员、士兵、警察、学生四类人剪辫，民众可自由选择；清廷应对国内外服饰进行考察，如果将来易服，只限于官员，且新服饰的衣料均采用国内产品；请摄政王和皇帝率先垂范，模仿赵武灵王和明治天皇，接受外国礼仪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