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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战争与帝国（第3页）

特别是在西欧和东南欧，占领者利用宣传为民众提供融入新秩序的机会。起初，国家败在德军手下给人们的民族认同感带来了严重冲击，各国的政府和政治制度都因此失去了合法性，支撑民族凝聚力的象征和惯例被占领国破坏或禁止。但丹麦是唯一一个在德国占领期间可以保留王室和政府的国家。甚至连政党都继续存在，并在3月4日举行了正式的议会选举。其他国家的国家领导人则纷纷逃亡，并通常在伦敦建立一个流亡政府。精英阶层在被占领下所经历的根本变化表现为多种形式。波兰和苏联的精英遭到迫害和谋杀，而其他国家则受到“清洗”，也就是说，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人员被解雇。军队的首脑们不由分说都成为战俘或被遣散。而对于行政、商业和教育领域的精英来说，情况又不同。如果他们没有逃走或被解雇，这些精英，特别是西欧和北欧的精英，可以继续留任。甚至当地的警察武装也有相当高的承续性。最近的研究表明，在被占领的苏联，多达10%到15%的辅警曾在斯大林政府的某个时期服役过。

在德国占领下，保持民族特性的机会非常有限，只有在“新秩序”的环境下才有可能。特别是有合作政府的国家，形成了右翼民族主义独裁文化。法国维希政府的口号“工作、家庭、祖国”（Travail、Famille、Patrie）是这种社会保守主义倾向的典型代表。这种口号有一定反响，因为许多人在战败后寻求国家复兴。这样，法西斯倾向被融合进来，却并不主导公共话语。

在这种环境下，一种右翼民族主义文化发展起来，许多知名艺术家、知识分子和学者投身进来，他们中大多数人在战前表达过有利于德国的观点。尽管印刷媒体由占领国控制，要通过审查制度，但他们仍然是广泛和老练的。大多数国家有自己的文化机构。例如，比利时见证了佛兰芒文化名副其实的繁荣——原本在战争之前佛兰芒文化曾感到有些衰落。在占领期间，除了波兰和苏联取缔了无线电广播外，当地的记者主导着新闻和无线电广播。当然，这种文化是极大地适应“新欧洲”（NewEurope）的，而且是强烈反犹的。

至少到1942年，各社会不得不适应德国永久统治的认识，直到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转折点之后，一种新的观点才发展起来，以期在战后时代恢复主权。在此阶段，占领国寻求其他的融合战略，反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已经全面展开。

德国对苏联发动进攻后，描绘了欧洲大陆在1943年苏联开始进攻后将受到严重威胁的场面，并号召大家加入到反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中来。卡廷（Katyn）附近的乱葬坑是发现苏联秘密警察的受害者的地方，其在德国的宣传运动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它坐落在中东欧和东南欧异常反共社会的沃土上，当地人担心他们将会是第一个被红军侵略的对象。与此同时，德国宣传部正敦促向斯拉夫人，甚至是波兰，提出更积极的合作提议，公众歧视即将被消除。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个别团体开始与占领国合作（尽管通常被蔑称为“勾结”）。占领者最先接触的是支持德国统治的右翼民族主义团体。尽管这种支持必须完全符合德国的计划，因此换言之，这种支持通常没有呈现为民族自治的前兆。因此，德国人很快就对波罗的海国家或乌克兰西部的民族主义地下组织在1941年提供的服务感到失望。在波兰，占领国拒绝任何形式的政治合作提案。然而，在大多数国家，依靠社会较保守阶层的支持建立起了合作政体。有足够数量的本地人随时可以来管理部门和行政部门工作，甚至可以建立民兵组织替代兵役。特别是武装党卫军很快就试图招募本国民众参与到国外军事行动中来。起初，这些人主要是来自法西斯集团的西欧和北欧人，但从1943年春天开始，组织还招募了反对共产主义的东欧人。此外，党卫军首领希姆莱也成功地从德国境外的德国少数民族中招募了许多人加入武装党卫军。

只有地下运动在德国占领下享有真正的自治权，尽管这些运动实际上比长期以来所被认为的要复杂得多，范围也更为有限。在德国入侵苏联之前，反对派组织规模很小。国家社会主义的主要政治对手——欧洲的共产党人，一直在等待中，直到1941年6月《莫洛托夫-里宾特洛普条约》被打破。其后白俄罗斯、俄罗斯和南斯拉夫的武装抵抗快速发展起来。特别是在苏联，这些组织往往是由共产党、红军或秘密警察组织起来的，虽然这些组织大多在1941年底被捣毁，但在1942年又系统地集中建立起来。在其他国家，地下组织只是逐渐发展起来的。抵抗运动在波兰发展得最为广泛，流亡政府建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地下国家，有政府、武装干部及反文化运动。与共产主义团体形成对比的是，“本国军队”（HomeArmy）起初并没有挑起与占领国的武装对抗，以避免遭到以屠杀平民的形式进行的可怕报复。1943年初战争开始出现转折后，地下组织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成员，随着德军在1944年夏天的大规模撤退，解放指日可待。

对占领的抵抗普遍来自各政治派别。尽管从1941年中期开始，共产党就一直走在前面，但与此同时，南斯拉夫的切特尼克人的出现开创了一个保守的大塞尔维亚运动（Greater-Serbia）。从1943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右翼团体加入其中，而这些右翼团体中的一些在1941年还曾与德国人合作。在波罗的海国家和西乌克兰也成立了一些组织，这些组织在首先打击共产党的同时，也打击德国占领军。即使在法国，也存在着对德国占领的极端右翼抵抗。

这些政治方向上的差异很快形成了竞争，并在一些国家引发内战，以决定战后的秩序。早在1941年春，克罗地亚和波黑的极端民族主义的乌斯塔沙运动（Ustasha）就因屠杀塞尔维亚人民挑起了内战。到1941年秋，内战蔓延到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大部分地区。1943年初，人们看到了一个战后新秩序的希望，这场冲突变得更加激烈。波罗的海国家、波兰西部和乌克兰西部的反共地下组织此时正在与苏联游击队作战。乌克兰抵抗军则走得更远。由于预期战后乌克兰会出现“种族”同质化，于是个别团体开始屠杀并驱逐波兰少数民族。大约6万波兰人在德国占领军的监视下丧生。在被占领的希腊，地下民族保守党爱德党（EDES）和共产主义人民解放军（theunistELAS）之间爆发了冲突。这些内战部分持续到19471949年，彼时已是德国占领军撤退很久之后了。

被占领土上的生活

对被占领社会的仔细研究表明，它们与战前状态的不同不仅仅是精英阶层和文化重心的改变。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社会的构成发生了变化。这就从根本上衍生出一个悖论：文化变得更加男性化——因为它是由战争中传统的性别角色和暴力决定的，而社会变得更加女性化。苏联的妇女数量一直都比男子多，这是19181920年内战的结果，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一比例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到处都是男人被征召服役，然后成为战俘或被杀。当德国人入侵时，设法逃跑或被疏散的主要是男人。最后，在那些被驱逐成为强制劳工或被关押在难民营和监狱的人中，男性占了大多数。其结果是，生活在被占领区的妇女明显多于男子，特别是在苏联领土上，在一些城市，妇女占到人口的三分之二。

家里养家糊口的人常常不在家，妇女们涌入了一个起初往往非常有限的劳动力市场。直到1942年出现劳动力短缺，女性的就业前景才有所改善，尽管总体上她们的薪酬低于男性同事。

同样原因导致劳动力市场上儿童的数量明显增加，尽管战时出生率有所下降。起初，老年人的情况也是这样。然而，他们最先受到艰苦的生活条件的影响，死亡率急剧上升。因此，战争极大地改变了家庭生活，母亲比以往承担起了更为重要的角色也就不足为奇。

除了对德国暴力的恐惧外，占领区的日常生活还受限于担心是否有东西可吃。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基础设施，经济重心的重新调整导致许多东西短缺。原则上，粮食实行定量配给，与战前相比，因为许多进口市场关闭，所以粮食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较差。粮食状况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在这方面供应最好的国家是比利时、荷兰、挪威和波希米亚、摩拉维亚。法国、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南斯拉夫的情况要糟很多。在被占领的苏维埃领土上，这种情况多半坏到灾难性的程度。在被占领的苏联东部领土，特别是大城市，德国人实行的政策几近于饥饿政策，而在被占领的希腊，多重因素引起粮食短缺危机，这在意大利占领区尤为严重。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在19441945年冬天，占领国故意实施饥饿封锁，以打击荷兰北部的罢工。

粮食短缺并不是同等程度地影响到每一地区的人口。重工业工人的口粮是最慷慨的，而犹太人的口粮是最微薄的。总的来说，有工作的人获得更好的配给，军需品工人占有最大的份额。影响不同的另一个因素是城镇居民可以获得额外的供给，例如从乡下亲戚那里。而独居的老年人只能依靠自己，因此处境岌岌可危。

因此，在许多地区，人们的健康状况恶化也就不足为奇。药品短缺，医院被德国军队征用，以及犹太医生被屠杀，这些使得问题更加严重。例如，在波兰和法国，相当一部分学龄儿童患有营养缺乏症。

许多地区的工作年限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在波兰和苏联，企业的破坏和关闭首先导致了失业率的急剧上升。在西方，市场的丧失和企业的倒闭带来了类似的影响。与德国本国一样，占领当局很快采取措施，对劳动力市场进行监管和控制。德国的职业介绍所是所有被占领土上最重要的机构之一。在波兰和被占领的苏维埃领土上，德国颁布了一项普遍的义务工作令，基本上每个有工作能力的人都有义务登记。德国很早就开始招募工人。起初这是自愿的，但从1941年底开始，波兰和苏联的招募活动变得越来越强制，于是合同工作变成了强制劳动。最迟到1942年秋，西欧和北欧也开始强制招募。

19421943年，警察和德军积极地征招新兵。由于那时已经几乎没有登记失业的成年人了，占领当局便将目标转向年龄更小的群体。当乌克兰的突袭行动在1942年夏天达到高峰时，被抓获的主要是14～20岁的女孩，她们被安排在德国家庭或农场工作。最后，在1943年，德国人将她们从游击队势力强大的地区举家驱往德国。

对于新兵来说，风险各不相同。西欧强制劳工的条件比P工人（来自波兰）和“东方工人”（来自苏联）要好——他们被安置在兵营里，待遇极差，经常被编为罪犯。大约850万人来到帝国工作，其中大约有1。5万名东欧工人没能活下来。

虽然对在德国或奥地利进行的强制劳动已有充分研究，但我们对被占领土上强制劳动的了解仍然显得零碎。这种情况也集中于波兰和苏联。农民和农场工人，由于没有充分完成他们的定额任务，所以同可疑的游击队员和其他人一起被关在许多工棚里。苏联妇女被强迫为德军挖土方工程是很平常的事。而在白俄罗斯，撤退的军队则组织大批强制劳工，让他们随军。总的来说，可以认为被占领土上的强制劳动几乎和德意志帝国一样普通。

总的来说，要避免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为德国人工作是不可能的。军火工人情况也如此，就如同农民必须向占领者交付定额产品一样。为了维持占领地的公共生活，他们没有任何办法避免合作：地方行政、社会和经济服务等都必须保留，公共秩序也必须依靠警察保证。

民众与加入行政部门的人员之间的关系也出现分化：不少市长或辅警摆出众所熟悉的法西斯分子模样，或者利用他们与德国人的关系，使他们能够在当地获得权力。特别是在乡村，他们通常是占领当局的唯一代表。

事实上，土著民众与德国占领者之间的日常接触并不常见。尽管数万德国士兵被部署在许多靠近前线的苏联城市，并逐步超过当地人口，但在一些农村地区，在被入侵后也几乎见不到一个德国人。然而，在城市里，占领者几乎随处可见，为他们工作的人员总是受到优待。在被吞并的波兰领土上，对土著居民的歧视达到了当德国人向他们走来时，他们得避到马路旁的地步。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众能够非常清楚地区分哪些占领工作人员是凶恶的，哪些是友好的。一份波兰地下组织的报告指出，只有对大约1%的德国人可以毫无保留地持正面看法。尽管如此，当地民众还是适应了与德国人的日常接触，尤其是因为经常需要获得官方文件。

而在德国人这一方，许多德国男子利用身处国外及在占领区的权力关系之便，从事性冒险活动。迄今为止，只可能拼凑出被占领土上性暴力程度的一个非常零碎的画面，但在东欧，情况似乎相当严重。德国军队在被占领土上为士兵开设妓院。然而，与当地妇女的亲密关系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只要不是犹太妇女，德国当局就会容忍这种关系。在这些关系中，妇女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从贫穷导致的卖**，到寻求保护，再到真正的恋情都有。然而，这些妇女，如同荷兰的“糖蜜”（Moffenmeiden），被大多数当地居民视为叛徒。解放后，她们经常受到严厉的惩罚，她们及通过这种私通关系生下的孩子在很久以后也都受到歧视。

对占领者一方的暴力干预主要针对男子，他们被认为比妇女危险得多。然而，在针对犹太人、吉卜赛人和精神病患者的犯罪案件中，以及在对游击队战斗中的屠杀案件里，这些区别没有得到遵守。

德国占领下各地区的日常生活存在巨大差异。在丹麦，甚至连公共生活都得以继续而几乎没有中断，而波兰的城市却目睹了犹太区的大规模死亡和犹太人被野蛮驱逐到灭绝集中营。在荷兰，经济蓬勃发展，而在游击队活跃的东欧地区，德国占领者不断威胁要进行报复性射杀。因此，有必要更详细地确定暴力在哪些地区、在什么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及暴力针对的对象。在被占领的波兰、苏联西部和塞尔维亚，暴力几乎无处不在。

然而，最重要的是，他们是暴力事件的目击者。波兰和苏联的每个人都知道大规模屠杀，许多人亲眼见过。这一经历不仅向人们展示了他们自身的无力，也向人们展示了文明行为准则的瓦解——正如斯大林时代的暴力曾展示的。这些都是处于危机中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