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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战争与帝国（第2页）

只有更仔细地审视德国战时帝国的结构，才能解释这令人震惊的破坏规模。因为这一领域不同于传统帝国，其目的不在于整合各种民族团体，而更多地在于“种族重组”和激进开发剥削。该帝国的存在与不断的战争相连，政治稳定从未实现。希特勒既不希望在他所征服的国家实现和平，也不希望与其达成任何解决方案。

德意志帝国

希特勒缔造了自拿破仑时代以来欧洲最大的大陆帝国，却从未实施过详细的计划。很明显，从早期开始，他就想要吞并奥地利，征服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最终在苏联建立一个激进政权。然而，德国势力范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实际发展，首先取决于战争进程（这在许多方面出乎意料）以及战后德国精英们的政治态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制订了在欧洲建立霸权的计划，在很短的时间内，整个俄罗斯南部被占领。

在世界经济危机时期，德国霸权的间接形式应在“更大的经济空间”（Grobraumwirtschaft）背景下讨论——例如着眼于东南欧。国际法专家卡尔·施密特（CarlSchmitt）等正在研究“更大的德国地区”理论，在这一地区，美国等“外来”势力是不被允许介入的。党卫军内宣传扩大日耳曼帝国计划，包括佛兰德（Flanders）领土——一直延伸远至挪威和波罗的海国家，与此同时，德国种族专家为重建中东欧种族秩序制订了蓝图。德国不仅要将那些拥有德国少数民族的领土日耳曼化，还要将那些被认为已经受到德国文化影响的地区日耳曼化。纳粹党卫军司令海因里希·希姆莱，1939年起作为帝国委员负责巩固德意志，他越来越多地将这些计划纳入自己的政务当中。1941年底，这些设想在“东方总计划”中达到了高峰——这是一个影响波兰、波罗的海国家、苏俄北部和乌克兰大片地区的大规模重新安置项目。预计多达3100万斯拉夫人将被重新安置，以便在更长期内为德国殖民创造空间。

这一占领计划的框架不仅是出于脱离实际的理论方案，而且还源自普遍和广泛的文化种族主义。这种种族主义并不是国家社会主义所特有的，而是回到了更早的论述。虽然大多数德国人认为西欧人颓废但也高度文明，而斯拉夫人则被视为在文化上居于劣等。来自士兵和占领军的信件充斥着资产阶级的刻板印象，他们声称卫生和秩序“在东方”是缺失的。众所周知的作为缺乏生产力的代名词“波兰商业（Polschaft）”在那里很常见。在占领期间，有关土著人民低劣的殖民话语占主导地位。有时这些人被称为次等人，尽管事实上这个名称应该是为“犹太莫斯科人”保留的。尽管德国天主教徒觉得与波兰的天主教文化有某种联系，但对于苏联而言，却没有这种感觉。因为苏联的城市居民和年轻人首先被视为布尔什维克，而被称为“大俄罗斯人”的俄罗斯人则被认为比较原始，当然也很温顺。一个隐含的种族等级建立起来：树的顶端是爱沙尼亚人，德国人和爱沙尼亚妇女之间的婚姻是不被禁止的。在那下面是库尔兰、利沃尼亚、拉特加利亚、立陶宛和乌克兰的土著人，往下是白俄罗斯人，最下面的是俄罗斯人。不过总的说来，一方面德国的反奴役主义是灵活的，与斯洛伐克人或克罗地亚人结盟不成问题；另一方面，在波兰、波罗的海国家和苏联西部拥有大量犹太少数民族的领土上，践行的个别城市和地区犹太化的意识形态学说，产生了特别可怕的后果。

对巴尔干半岛经典的刻板印象在占领当局中也很普遍，即众所公认的，那里的人有着狡诈又残忍的倾向。塞尔维亚的形象仍然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口号的强烈影响。这些说法在德国和占领军中很普遍，并作为基础形成了一种共识，即在东欧的大部分地区，人口较为低劣，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危险的。

关于国际法的特定论述也是这一进程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它取消了对剥削和使用暴力的最后限制。波兰被征服后，被视为一个已解散的国家，在国际法上没有地位，也无权得到更广泛的国际社会的保护。这同样适用于被占领的南斯拉夫。在被占领的苏维埃领土上，国际法的权威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完全无效的。在这些领土上，德国占领者认为暴力是合法的手段，例如，这是对1939年8月9月在波兰对德国少数民族犯下的罪行的报复，及后来对游击队活动的报复。在西欧和北欧，占领者更警惕国际法——例如在对待战俘方面，尽管这在用于犹太人时很快就被废止了。红军中的犹太士兵都被杀害了，但被德国俘虏的波兰军队中的犹太军官，尽管人数不多，但却得到了国际法的保护，在战争中幸存下来。

经济剥削对占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战争的继续，它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洗劫——无论是有组织的还是个人的，从一开始就成为每一场德国战争的特点。在对待民族的方式上，东西方也有着明显的区别：在波兰的大多数地区和被占领的苏联，支持工业的结构将被摧毁，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活动将同南斯拉夫和希腊一样，被削弱为帝国的农业腹地的经济活动。只有波希米亚仍然被认为是一个工业国家。

波兰和苏联的工业基础设施中有相当一部分确实遭到了破坏、蚕食或封存。只有在波兰西部，被指定用于日耳曼化进程的工业才得到了实质性的保护——尽管它们被完全征用。当战争与德国的期望相反，开始对他们不利时，他们改变了路线。甚至波兰和被占领的苏维埃领土现在也要利用他们的工业来支持德国军队。最后，甚至德国公司从1942年开始也将生产转移到波兰，以便脱离盟军轰炸的范围。

在被占领的欧洲西部和北部地区，工业生产基本上继续进行，尽管越来越多地是为满足德国军备工业的需要。然而，犹太人拥有的企业被没收。如果被占领国的制造商在德国入侵前一段时间没有承诺他们的公司从事特定的产品和市场，他们就会发现自己或多或少要与德国经济管理局合作。雷诺（Renault）在法国的工厂就是一个例子。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方面的考虑比民族身份方面的考虑更为重要。被占领国的国民经济面临着出口和原材料市场的丧失，消费品行业的崩溃和货币贬值。即便如此，影响也千差万别。在东欧，它们有时是灾难性的；而在荷兰，它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被占领国在经济上对德国越来越重要——尤其在1942年以前，但促使德国统治欧洲的却是种族意识形态，它也决定着政策走向。一开始，国家社会主义领导人和他们的规划者致力于第三帝国的扩张，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德国临境许多地区的日耳曼化。这些扩张主义思想并不局限于那些在19191920年和平条约中丧失的领土，而是超越这些之外。自1939年以来，这项政策的核心地区一直是波兰西部，正包括从未归属德意志帝国的洛兹市，然后是1940年阿尔萨斯-洛林（Alsae）的加入，1941年4月起斯洛文尼亚北部也加入其中。日耳曼化包括三个要素：首先是对“不受欢迎”的那部分人口的驱逐和征用；然后是来自东欧其他地区的德国人的安置；最后是根据德国种族名（GermahnicList）确定种族选择。大规模的驱逐计划被制订出来（例如，波兰西部大约300万居民将被驱逐到波兰中部），并已经开始实施。他们经常因为执行不力而陷入困境，且多数情况下是因占领地的抗议而以失败告终。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居民要被驱逐到维希（Vichy）地区，斯洛文尼亚人要被驱逐到大克罗地亚（GreaterCroatia）。这些驱逐往往以失败告终，取而代之的是在原领土内重新安置。在一些情况下，在被侵占领土以外的地区开始“日耳曼化”，并开始执行东部总计划。因此，从1942年秋到1943年春，卢布林（Lublin）以南的扎莫斯（Zamo??）地区有11万波兰人被逐出或驱逐出境，相当一部分人被屠杀。原本是要他们为德国移居者腾出空间，而事实上，这些移居者只有少量迁往该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共有大约200万人成为纳粹重新安置项目的受害者。然而，由于斯大林在19391941年的扩张，那些被迫离开祖国的德国人的安置在很大程度上已被终结。

在吞并的领土内进行的基于德国人种筛选整个人口的过程，在各个区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因此，在丹泽（格但斯克）-西普鲁士，相当一部分波兰人被认为适合日耳曼化。其结果是大批男性士兵被征召入伍。从整体上看，“日耳曼化”进程的范围非常广泛，尽管在各领土上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然而，对于驱逐和征用以及被吞并领土上的歧视行为的受害者来说，这是影响深远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致命的。

第二个有种族动机、无疑也是最激进的项目是在被占领土上迫害和屠杀犹太人。这是本书另一篇文章（第七章）的主题。我在这里只想指出，一方面如果东欧部分地区没有激进的占领政策，这种有系统的大规模屠杀就无法解释。如果不普遍取消东欧人的权利，不对他们使用暴力，那么“最终解决方案”是无法想象的；另一方面，这起大规模屠杀导致大片被占领区的人们普遍遭受残酷对待。事实上，这被视为一种警告：他们将遭受同样的命运。对罗马吉卜赛人的屠杀也是有系统地进行的。尽管他们不被认为是雅利安人的敌人，但他们在种族上被认为是低等的。最重要的是，地区行政当局和警察总部要求屠杀罗马人，因为这些人被他们认为是“社会公害”。甚至从德国到一些被占领土，由激进的优生政策所产生的对精神病患者的屠杀也在持续发生。在波兰和苏联的许多地方，党卫军和警察杀害精神病院的病人，以便征用他们的建筑物。而在法国维希，卫生服务管理部门听任该地区的大量精神病患者饿死。

从国家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迫害和屠杀是适宜加强占领国安全的措施之一，作为反犹分子，他们认为犹太少数民族是一种威胁，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温床。当然，德国在被占领土上的“安全”概念远不止反犹太主义。从德国的角度来看，不仅布尔什维克主义，而且任何增强少数民族认同的东西都可能被视为威胁，特别是在那些以自信著称的国家，如波兰、塞尔维亚和某种程度上的希腊。1939年，战争爆发后不久，德国秘密警察开始屠杀波兰精英和反德组织的成员。受害者为知识界人士，如大学毕业生和牧师，还有19191920年在德波边境制造冲突的激进分子。据波兰方估计，19391940年，约有6万波兰人被枪杀，其他一些则被关进集中营。从1941年6月起，德国警察和军队一直在对苏联官员采取类似的激进措施，即使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中也有数万人被枪杀。

然而，德国占领军在1941年夏天以后才遇到了真正的抵抗。南斯拉夫军队的残余分子联合起来并号称切特尼克人（iks）抵抗占领，不久，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团体也跟着加入。占领者随后威胁要对民众采取激进的、致命的反制措施——一名德国士兵死于平民之手，作为报复，有100人将被射杀。德国警察和军队不愿意从民众中的多数群体中挑选受害者，而是首先以犹太人和乌克兰的俄罗斯人为目标。1941年秋，这些屠杀达到了种族灭绝的程度；到1942年初，大约6万人在苏联被枪杀，在塞尔维亚，这个数字大约为3万。然而，这一暴力政策并不成功。从1942年夏天起，苏联的武装抵抗有所加强，而在南斯拉夫，抵抗则转移到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在被占领的苏维埃领土上，党卫军、警察和军队在与游击队的战争中发展了一个大规模的“带状行动”（Baions）体系，每一次行动都造成数千人死亡。民众的总死亡人数接近50万。从1942年底开始，随着抵抗运动的发展，德国占领者也扩大了暴力的使用范围。最初是在波兰地区，然后是在斯洛文尼亚和希腊，到1943年秋，对被占领的意大利也使用了暴力。最后，从1944年中期开始，甚至在法国也发生了一些隔离大屠杀。这种暴力在1944年8月华沙暴动期间达到可怕的**。几天里，德国党卫军和警察部队有计划地试图屠杀该市整个地区的居民，直到他们被控制住。尽管如此，仍有大约16万居民死于暴动。在东南欧和西欧，这种使用极端暴力的做法在占领区的官僚阶层中引起强烈反对，事实上许多人认为这种做法适得其反，因为它驱使民众加入抵抗运动。

如果我们审视占领政策的基本要素及其执行情况，各领土之间的差异似乎就不那么明显了。研究一再强调占领区官僚主义的复杂性——甚至是混乱的性质，声称在各行政机构内部，各当局和个人之间的竞争是普遍存在的，就如同在帝国一样。诚然，这类冲突——关于责任和资源范围的争论，甚至关于个人虚荣心的争论不断出现，但在以下关键问题上仍然达成了广泛共识：确保占领，进行经济开发，屠杀犹太人和“日耳曼化”。不同部门之间甚至有着密切的合作。

整个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占领政策的核心参照点是“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意大利或日本相比，德意志帝国并不拥有控制占领地的中央权力机构，只有各占领军的首脑在争先接近希特勒。尽管他不断地了解被占国家的发展概况，但他对这些问题的兴趣有限。中央帝国政府基本上被排除在这一领域之外，甚至没有任何实际权力干预波兰、法国或南斯拉夫事实上被吞并的领土。取而代之的是，来自边境地区的全国民主行动党高莱特（NSDAPGauleiters）统管这些地方，其在管理占领区方面往往具有双重职能。决定占领政策的中央当局是戈林的经济管理局、四年规划局以及希姆莱领导下的党卫军和警察组织。此外，还有劳工全权代表等特别专员，甚至外交部也可能影响占领政策。

从结构上看，各占领当局之间有很大不同。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以及塞尔维亚和希腊中部，或多或少地按照国际法建立了军事管理机构。这些名义上是国防军高级司令部的职权，但事实上，他们成立了自治的占领官僚机构。处在战争中的被占苏维埃领土的东半部，政府由军队指挥。在这种情况下，负责的陆军军需长没有制定独立的占领政策。尽管军事管理部门被认为是更传统、更少纳粹化的机构，但他们采取的剥削政策和镇压的方式与其文职对应部门类似。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军事管理部门内，文职人员主要负责占领政策。

挪威、荷兰和被占领苏维埃领土西部（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东部部分地区）的平民占领行政当局被称为帝国军需部。在波兰中部和南部，对应的部门称为中央政府。职务保留在帝国内部的高级国家安全行动党（NSDAP）干部，则在其中工作。这些文职行政机构的设立是违反国际法的，因为只有与德意志帝国接壤的领土才出于表面原因没有被公然吞并，而事实上它们已经被吞并。

在政治上有利的地方，甚至可以保留本国政府。因此，一方面丹麦的政治制度在占领期间基本上仍然存在——尽管有一个所谓的帝国全权代表置于其上。另一方面，为了达到占领目的，法国被分为三个地区：北部和大西洋海岸分别隶属于两个不同的军事行政区，法国中部和南部受控于一个独裁的法国政府，其官方所在地是温泉镇维希（Vichy）。尽管维希政府有一些行动自由，但它还得服从德国指示。在匈牙利，1944年德国军队占领该国后，其政治制度也基本上得以保留。在荷兰、比利时、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塞尔维亚和希腊等其他国家，当地国民政府享有的自治权明显减少。

希特勒和德国占领军很少发动占领区本土法西斯运动，这一点令人惊讶。中央政府雇用的是那些属于保守派和右翼民族主义圈子的人员。他们的德国上级相信，他们可以依靠这些人更加谨慎和高效地执行政策。只有在被占领的挪威，纳斯乔纳尔·萨姆林（NasjonalSamling）才在1942年初接管了政权，就如同匈牙利的箭十字党从1944年10月起接管几个月一样。在警察和地方政府中，通常有更多的法西斯分子来自当地民众中。总的来说，所有这些招募当地人的机构都有效地执行了德国人要求的任务，这意味着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迫害。他们确实试图减轻剥削政策。这些机构的一些代表与西方政权或其流亡政府秘密接触。然而，总的来说，没有被占领国行政人员的合作，德国在欧洲的统治是难以想象的。

德意志帝国并不是希特勒在欧洲唯一的统治区。东南欧被视为意大利的领地，到1943年，意大利控制了地中海沿岸从尼斯到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e）的领土。匈牙利从希特勒那里得到了它在1920年依《特里亚农条约》（theTreatyofTrianon）失去的部分领土，其不仅包括南斯拉夫境内，还包括罗马尼亚的北特兰西瓦尼亚（ransylvania）领土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卡帕托-乌克兰。保加利亚在南斯拉夫的西马其顿、希腊的马其顿以及西色雷斯（WesternThrace）建立了自己的占领政权。作为对参加希特勒对苏联战争的奖励，罗马尼亚在敖德萨（Odessa）地区获得了占领区，芬兰在拉普兰（Lapland）获得了占领区。在区域层面上，“轴心国”甚至在德国主权下也能推行自己的占领政策，就像乌克兰东部匈牙利军队那样。一方面，另一些“轴心国”得益于被希特勒占领的欧洲，凶残地追求自己的压制政策；另一方面，由于轴心伙伴之间潜在的紧张关系，希特勒也可以占据一个舒适的裁判位置。

占领区的社会结构

占领造成的社会群体如同领土以及不同的组织模式一样各具形态。然而，把它们看作一个整体也属合理，因为它们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最重要的变化是，以德国占领人员的形式向这些国家强派了新的管理者。数十万占领官员被派往占领区，以及负责“安全”的军警人员进行补充，二者总数可能超过100万。特别是在被占领的苏维埃领土上，以及南斯拉夫，有大批军队驻扎在腹地。占领军从帝国的各个角落抽调人员。其中约10%来自奥地利，主要受雇于被占领的东南欧。苏台德德国人于1938年被收归德意志帝国，几乎只在被占领的波希米亚（Bohemia）和摩拉维亚（Moravia）工作，而其他德国人则主要只在地方政府或警察等部门担任中下层职务。

到目前为止，占领人员大多数是男性。管理部门的女性主要是秘书，她们中的一些人在军队中做辅助工作，也有的被分配到德国基础设施或“兰迪恩斯特”（La）工作——在那里，纳粹少女组织——德意志少女联合会（BuscherMadel）的成员会协助被占领地区的农业发展；另一些则被用于党卫军、集中营的女性部门。高级文职人员允许带家属到工作地点。后来，这种做法促成了德国商店、学校和幼儿园等常规德国基础设施建设。尽管占领管理部门通常尽量将德国人居住的地区与当地居民居住的地区分开，但这一尝试只是部分成功。

德国占领人员分布很不均匀。在被侵吞领土上设有一个完全的德国行政机构，每个职位都由德国人担任，一直到最低级别，且每个专门部门都由德国人配备职员，而在帝国的粮食部门和总督辖区，这只适用于区和市一级。在军事统治的领土上，德国占领人员比例最小。在那里，工作是由相对较小的地方军事管理部门完成的，尽管在靠近前线的地区或有许多游击队的地区，往往也会有成千上万的德国士兵。

特别是在东欧，占领者将纳粹信仰与把自己视为“优等民族”的姿态结合起来。对他们来说，当地居民低人一等，而实际上，当地居民也确实是这么被看待的。他们极为迅速地使用暴力，无论是针对犹太人还是镇压抵抗——尽管有人针对非犹太人的大规模暴力的适宜程度进行了辩论：这不应触及破坏占领军统治的程度。

在占领官僚机构中谋职一般来说能保证让人过上舒适的生活。一方面，尤其是男人，免于被征召到前线作战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另一方面，在有许多游击队活跃的地区，成为占领工作人员是他们最喜欢的目标。即便如此，总体来说，在国外供职为人们提供了获得可观财富的机会，尤其是通过对犹太人和其他东欧人的大规模掠夺。正如最近的研究所证明的，其腐败至少和帝国内部一样广泛。尽管如此，并非所有的占领工作人员都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满意，尤其是在东欧。他们抱怨生活水平差，基础设施不足。许多职员在工作岗位上没干多久，就被转移到其他被占领土，而有些人则进行了名副其实的“欧洲行政之旅”。这是不同占领区行政当局有如此密切联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占领者在各地享有不受挑战的地位，而且在被占领的东欧，他们可以成为生死攸关的仲裁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土著居民不得不屈从于丧失民族自决权和人身自由的处境。各国的镇压程度差别很大。那些被柏林认为是日耳曼人的社会相对来说处于最有利的地位。佛兰芒人（Flemish）、荷兰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被视为日耳曼人，最有可能受到占领者的尊重。法国人和瓦隆人（Walloons）被视为文明人，与德国人几乎相当地位，尽管这并不适用于战前被说服的民主党人，不适用于任何被怀疑抵抗的人或被追捕的共产主义者——他们被占领国追杀，在出于政治动机的法庭诉讼中被定罪，或未经任何正当程序便被驱逐到集中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