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確,不是能力问题,是环境问题。
一九七八年的发表尺度,允许写伤痛,允许写迷茫,但不允许写“方向”。
因为方向意味著判断,判断意味著立场,而立场在这个年份是最危险的东西。
《人民文学》压下他的新稿《信》,本质上压的也是这个。
黄药眠盯著陆沉看了五秒。
他经歷过一九五五年,经歷过二十年的下放和沉默,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交代不了”几个字背后的重量。
“年轻人不该这么早学会自我审查。”黄药眠把茶缸端起来,语气淡了一些,但不再是考校的口吻。
“不是审查。”陆沉说,“是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话。”
他停了一下。
“说早了,话还在,人没了。”
黄药眠没再追这个话题。
他翻了翻桌上堆著的系里文件,抽出一张油印通知。
“下周四座谈会的事,吕正民跟我说了。方竹那丫头胆子不小。”
“她想把校报做出名堂。”
“做出名堂可以。別做出事故。”黄药眠把通知放下,
“討论可以放开,但有一条——不要在座谈会上替《人民文学》下结论。八月號刚出,上面还没定调,你替人家定了,好心办坏事。”
陆沉点头。
这是老江湖的忠告,实打实的经验。
黄药眠站起身,把公文包夹在腋下,走到门口时回过头。
“对了。下周可能有客人来系里。”
“谁?”
“《十月》的人。”
黄药眠推了推眼镜。
“燕京出版社文艺室办的新刊,八月刚创刊。创刊號反响不小,几个大学阅览室都在传。他们现在到处找第二期能压得住阵脚的稿子。”
陆沉手指在笔记本边缘停了一下。
《十月》。
別人听见的是一本刚创刊的新刊。
他听见的,却是后来十几年中国文学最热闹的一条河。
中篇小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许多名字都会从这两个字里冒出来。
可他很快把那点异样压了下去。
现在是一九七八年八月。
河还没涨水。
岸边的人也还不知道自己会被卷到哪里去。
黄药眠看著他的表情,补了一句:
“吕正民跟文艺室那边有旧识,约了人来学校坐坐。”
他说完,夹著公文包出了门。
陆沉坐在原地,半天没动。
窗外操场上的跑步声停了。
走廊里只剩黄药眠渐渐远去的脚步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