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聊了两个小时。最后,钱学森合上笔记本,感慨道:“后生可畏啊。我们这些老傢伙,要努力跟上时代才行。”
“钱老太谦虚了。”王恪说,“您提出的系统工程思想,再过一百年也不会过时。”
钱学森笑了:“互相学习吧。明天会上,我们一起推动这件事——把高技术发展,真正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送王恪出门时,钱学森忽然说:“王恪同志,你有没有想过,把明远的部分研发力量,和国家需求结合起来?”
王恪停下脚步:“您的意思是?”
“比如,航天领域需要高可靠性的计算机,需要精密的传感器,需要先进的控制系统。”钱学森说,“这些技术,你们有基础。如果国家需要,你愿意支持吗?”
王恪毫不犹豫:“义不容辞。”
“好。”钱学森拍拍他的肩,“明天会上,我会提出来。”
第二天上午,会议室。
长条形的会议桌,坐著三十多人。王恪被安排在中间位置,左边是王大珩院士,右边是王淦昌院士。对面坐著各部委的领导。
会议主持人,科委主任宋健开场:“各位专家,今天我们討论的,是我国高技术研究发展的战略规划。为什么要搞这个规划?因为世界在变,科技在飞速发展。如果我们再不抓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会越拉越大。”
他顿了顿:“过去几年,我们在一些领域取得了突破。比如,明远集团在计算机和晶片方面,走出了自己的路。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人不笨,只要我们找对方向,集中力量,就能干成事。”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王恪。他微微点头致意。
接下来,各位专家开始发言。王大珩讲光学和雷射技术,王淦昌讲核物理和新材料,杨嘉墀讲自动化和机器人……每个人都从自己的专业出发,提出重点发展方向。
王恪认真听著,做笔记。这些老科学家的视野之广,思考之深,让他深受震撼。他们不仅懂技术,更懂国家需求,懂如何把技术转化为国力。
中午休息时,几个年轻点的研究员围过来。
“王总,您的方舟电脑我们实验室在用,性能確实好。”
“那个vcd,我们买了,看电影太方便了。”
“听说你们在做资料库?能处理多少数据?”
王恪一一回答。这些研究员大多三十多岁,是中国科技的未来中坚。他们对新技术充满好奇,对明远的成就由衷佩服。
下午,轮到王恪发言。
他走到讲台前,看著台下——有白髮苍苍的院士,有神情严肃的部委领导,有目光炽热的年轻学者。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我是王恪,明远集团的负责人。”他开口,声音平稳,“今天能在这里发言,我感到很荣幸,也感到责任重大。”
他打开准备好的材料,但不是照本宣科。
“我想从一个具体的问题说起:为什么我们造得出原子弹,但造不出好的晶片?”这个问题很尖锐,台下有人皱眉。
“不是因为技术更难,而是因为晶片需要完整的產业生態:设计工具、製造工艺、封装测试、软体支持……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而系统工程,恰恰是钱老最擅长的领域。”
钱学森在台下微微点头。
“所以我认为,中国的高技术发展,必须用系统工程的思维来规划。”王恪调出投影,上面是他连夜画的图,“要选准重点领域,集中力量突破;要打通產业链条,形成正向循环;要培养人才梯队,保证后继有人。”
他讲了四十分钟。从计算机和晶片,讲到软体和人工智慧;从精密製造,讲到新材料;从技术研发,讲到產业应用。最后他说:
“我建议,国家的高技术计划,要重点支持七个领域: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先进位造、航空航天、海洋技术、新能源。这七个领域,是未来竞爭的制高点。”
“另外,我建议设立『青年科学家基金,专门支持35岁以下的科研人员。给他们经费,给他们自由,让他们去探索,哪怕失败。”
“最后,我建议建立『產学研用协同机制。企业了解市场,学校有人才,研究所有技术,用户有需求。把这四方面结合起来,才能让技术真正落地,真正服务国家发展。”
讲完了,台下安静了几秒。
然后,掌声响起。先是钱学森鼓掌,接著是王大珩、王淦昌,接著是所有人。
宋健主任站起来:“王恪同志讲得很好。特別是那七个重点领域,和我们內部的討论不谋而合。”
下午的討论更加深入。王恪的发言像打开了一扇门,大家开始更具体地討论:每个领域要做什么,怎么做,需要多少投入,预期什么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