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
“我父亲那天在五层。”蔺声迟说,“他在焊一根次梁的连接板。”
“我知道。”
“塌下来的时候是下午四点二十。”
“我知道。”应敛说。
“你父亲在设计院。”
“他在看守所。”应敛说,“二〇二〇年三月,心衰。”
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了一条缝,所长探进半个身子。
“谈完了吗。”
“谈完了。”应敛说。
他把那个旧笔记本从蔺声迟手边拿回来,夹到腋下。
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下。
“蔺工,后天下午五点,你要交那份复核意见。”
“我知道。”
“你要是签了合格,”应敛说,“你就跟七年前那个把记录交出去、然后什么也没做的实习生一样了。”
蔺声迟抬起头。
“我那时候二十一岁。”他说,“我第二天早上就把记录交上去了。我做了我该做的。”
“我知道你做了。”应敛说,“所以这次你还会做。”
他出去了。
所长把门带上,回头看了蔺声迟一眼,什么也没说,也走了。
蔺声迟一个人坐在会议室里,坐到中午。
下午一点四十,他给翟砚清打了个电话。
“你去买两张后天早上七点的高铁票。”
“去哪儿。”
“邻省。”蔺声迟说,“理工大学。”
“蔺工,您被停职了,您不能去现场。”
“覃见微不是现场。”蔺声迟说,“她是大学老师。”
翟砚清在那头愣了一下,然后说:“我买三张行不行。”
“三张干什么。”
“阚工说他明天能出院。”翟砚清说,“他让我告诉您,他要跟着去。他说他这条命是支架救回来的,剩下的得干点正经事。”
蔺声迟握着手机,站在会议室的窗户前面。
楼下那排梧桐树还在被风吹,叶子一片一片翻过来,露出浅色的背面。
“买三张。”他说。